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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一個中國”話語體係邏輯與挑戰

時間:2016-12-14 16:47 來源:未知 作者:華僑時報

  香港12月15日電/武漢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員段磊博士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一個中國”話語體係的邏輯構成與理論挑戰》,作者認為:“理論的薄弱絕不意味著現實的失敗,‘一中’經典表述面臨的挑戰並不必然意味著‘一中’框架的挫敗,但是,理論的薄弱卻必須同樣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在新形勢下,廣大涉台理論工作者應立基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與法理事實,以維護和促進祖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指引,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通過引入新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積極補充、完善和更新‘一中’經典論述,為解決對台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貢獻智識。”文章內容如下:

  “一個中國”是大陸方面處理台灣問題時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構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也為中國現行《憲法》所確認。長期以來,大陸方面已形成一套由歷史與現實兩條邏輯線索構建的“一個中國”經典論述體系,這套論述體系在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在“台獨”分子精心組織的一系列理論學說的攻擊和挑戰下,“一個中國”的經典論述在島內正走向“標籤化”和“汙名化”,其在台灣地區內部的影響力正呈現出式微趨勢。①一個必須直面的事實是,當前系統化的“台獨”理論譜系已經形成,在“台獨”政客與學者的鼓噪下,“一中”經典論述正在島內逐漸失去“聽眾”。

  儘管理論的薄弱並不意味著現實的失敗,但“一中”經典論述的困境卻必將會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國家最終統一的實現造成一定困難,不僅會使我們長期堅持的“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受到一定負面影響,更不利於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實現。基於此,本文擬對“一個中國”經典論述的形成邏輯和“台獨”話語對“一中”經典話語的挑戰方式進行分析,進而探討經典論述為何會在台灣地區逐漸失去“聽眾”,以期為克服當前“一中”論述遇到的挫折與挑戰奠定理論基礎。

  “一個中國”經典論述的邏輯構成:

  歷史與現實論證路徑的聚合

  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為核心內涵的“九二共識”構成對兩岸關係性質界定的核心標準,也是兩岸關係得以正常發展的政治基礎。基於“一個中國”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意義,學界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對於之進行了極為詳盡地解讀,形成一套“一個中國”框架的經典論述體系。這套論述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從多角度證成和復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政治和法理事實,主要表述方式體現為對“一個中國”框架的政治話語描述,主要論證邏輯體現為歷史與現實兩條論述路徑。

  所謂歷史邏輯,即通過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研究,對兩岸歷史聯繫的素材加以整合,論證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以兩岸在歷史地理學上的一體性和中原王朝(元、明、清)在歷史上對台灣地區(包括澎湖列島等)的有效管治事實為依據,達到證明“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之目的。②通過歷史邏輯的分析,能夠對“一個中國”框架的歷史淵源進行有效梳理,從而形成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歷史事實的有效論證。就歷史論證邏輯而言,學者多從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出發,論證“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命題,進而達到證成“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結論之目的。③具體而言,現有文獻主要從下列兩條路徑出發完成相關論證:1)從歷史地理學角度出發,證明海峽兩岸在地理上的同源性,強調兩岸在地理層面的主權一體性,如通過對台灣自然地理的研究,提出“台灣長期與大陸連在一起,為中原文化進入台灣創造了地理條件,使遠古台灣文化就成為早期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④的觀點;2)從政治史角度出發,梳理中國歷代中原王朝和台灣地區的交往,尤其是中原王朝對台灣地區的有效管轄過程,通過對元代以來,尤其是清代中央政府對台灣地區管理史實的梳理,強調兩岸在政治層面的主權一體性。

  所謂現實邏輯,即通過國際法學和國際關係學的研究,通過強調各主要主權國家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認態度和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必須由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對台灣國際地位的立場,達到由國際法上的“一個中國”推演至國內法上的“一個中國”之目的。⑤通過政治現實邏輯的分析,能夠從外部證成“一個中國”框架的有效性和合法理性,駁斥包括“台灣地位未定論”、“住民自決論”等在內的“台獨”分裂學說,從而形成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法理事實的有效論證。就現實論述邏輯而言,學者多從國際法上的主權理論、承認理論出發,通過運用國際法上的政府繼承、國家承認和政府承認等理論元素,以現實中世界各主要國家對待“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為佐證,證成中國的主權並未分裂、台灣並不享有主權等結論。

  具體而言,現有文獻主要從下列兩條路徑出發完成相關論證:1)從國際法上的政府繼承理論出發,提出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完成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府繼承,而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承認,從而在國際關係層面鞏固了這種政府繼承的事實。2)從國際法上承認與主權的關係理論出發,基於“一個國家如果不是在一個主權國家體系之中,如果它的主權不被他國承認,它就成為不了主權國家”⑥的認知,提出當前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從而證成了台灣對中國主權的從屬性。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學者從台灣方面所擁有的“邦交國”角度出發,指出這20多個國家並不是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或所謂的“台灣國”建交,而是與建立在“兩岸一中”“憲政”基礎上的“中華民國”建交,並承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而這種來自“邦交國”的承認,也並不能夠證成台灣已成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因而同樣證成台灣對中國的從屬性。⑦

  儘管上述兩條論證線索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論證的邏輯起點是相同的,即將“兩岸同屬一個國家”視為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政治事實、法理事實),從而使用各類歷史素材和現實論據來論證這一事實的成立。這兩條線索的邏輯起點、論證思路和論證依據自然是正確的,也在實踐中構成對“兩岸主權統一”這一命題最為有力的支撐。但目前這種支撐在台灣地區內部政治局勢變動的背景下,面臨著來自“台獨”話語體系的直接挑戰。

  “台獨”理論學說對“一中”經典論述的挑戰

  自1949年以來,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地區政治轉型逐漸啟動開始,一些持“台獨”主張的學者開始借助多種理論資源,意欲裂解中國(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享有主權的法理事實,從而達到論證“中華民國”或“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目的。

  (一)以兩岸主權分裂為導向的“台獨”理論形態

  考察台灣方面現有的諸種主張“台灣主權獨立”(“兩岸主權分裂”)的理論學說,其中以台灣“主權”形成的時間節點認知之不同,這些學說大體可分為“自始分裂論”和“嗣後分裂論”兩種類型:

  所謂“自始分裂論”,即認為台灣自古以來即是一個與中國大陸相區隔的主體,其“主權”自始“獨立”,無論是日本、“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曾享有對台灣的主權,上述國家和政權對台灣而言都屬於“外來政權”的理論形態。“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是“自始分裂論”的典型理論形態之一。長期以來,“台灣史”被認為是中國史的一個構成部分而為人們所認知和理解,“大中國史觀”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台灣地區獨樹一幟,彼時人們也未對台灣對中國的歷史歸屬性產生質疑。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隨著台灣地區政治轉型的展開,台灣本土歷史學者逐步掌握對台灣史研究的話語權,並逐漸改變了對台灣史地位的認知,摒棄了“大中國史觀”台灣歷史地位的認知,形成了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歷史舞台”⑧的“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在“台灣主體性意識”的引導下,“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逐漸取代“大中國史觀”成為台灣地區史學研究的主流。這套史觀將台灣視為“非指某特定的政權或國家,而是指由聚著其上的人民組成的一個共同體”,它“可以有自己的歷史,不必因為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或日本或另一主題的一部分而有歷史”⑨。依照“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的建構,台灣自始便是一個與中國相區隔的主體,二者之所以產生連接,只是因為中國曾作為“外來政權”統治過台灣,而並非因為二者共屬一個共同體。總之,這套史觀徹底改變台灣在歷史淵源上對中國的歸屬性,從而為兩岸主權自始分裂提供了所謂史料依據。

  所謂“嗣後分裂論”,即認為台灣雖在歷史上曾屬於中國之一部分,但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之後,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台灣地區“憲政改革”之後,台灣開始脫離中國之主權範圍,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理論形態。諸如“台灣‘國家’進化論”、“事實主權論”等學說,都構成“嗣後分裂論”的典型理論形態。“台灣‘國家’進化論”是“台獨”“理論大師”陳隆志提出的一套“台獨”分裂理論,陳隆志認為,自1895年以來台灣即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後的百年間,台灣經歷了作為日本“領土”、為“中華民國”軍隊佔領、為“中華民國政府”實施軍事威權統治等時期,最終,台灣因“憲政改革”而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⑩“事實主權論”是陳水扁於1990年在民進黨“一〇〇七決議文”(“台灣主權決議案”)中提出的一個概念,該“決議文”認為,台灣“主權事實上不及於中國大陸與外蒙古”,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⑪此後,即有人圍繞“事實主權”概念提出“法理主權”與“事實主權”的區分,認為台灣的“事實主權”和“有效治權”均不及於大陸,而是僅限於台、澎、金、馬地區。⑫

  上述各種以論述“兩岸主權分裂”為目標指引的學說,在台灣地區產生了一定影響,部分學說甚至成為持“台獨”分裂主張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製造台灣“法理獨立”和攫取台灣民意的理論工具。這些學說在一定程度上對“一個中國”框架經典論述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若不及時駁斥這些論調,消除其在兩岸範圍內產生的不良影響,將嚴重影響“一個中國”框架的權威性和穩定性。

  (二)“台獨”分裂理論的理論邏輯及其對“一中”話語的攻擊進路

  基於對上述“台獨”分裂理論的歸納與敘述,我們應在合乎法理的基礎上,對其作出相應的分析和應對。總體來看上述理論的論述邏輯體現在三個方面:1)從其論證前提上看,上述分裂理論往往將兩岸“分裂分治”或台灣“獨立地位”作為其完成論證的“事實前提”,將兩岸在事實上的尚未統一等同於主權上的分裂,或將這種尚未統一的事實作為其論證兩岸主權分裂的“事實”或“法理”依據,將所有有利於證成“兩岸分裂”的所謂“歷史事實”或“法理依據”拼接起來,形成一套論證體系。2)從其論證邏輯上看,上述分裂理論將兩岸之間的尚未統一描述為主權上的分裂或從歷史角度將兩岸視為兩個自始相區隔的政治共同體。上述“自始分裂論”借助“歷史觀”的調整,將原本從屬於中國國家共同體的台灣,強行解釋為一個具有自主性區域,從而將大陸與台灣視為自始相區別的政治共同體。上述“嗣後分裂論”則將1949年視為兩岸“分裂”的起點,將事實上的內戰對峙狀態,與法理意義上的主權分裂相等同,並借助台灣地區“憲政改革”對台灣當局內部代表性的鞏固作用,提出所謂“台灣主權”的概念,從而將台灣視為與“中國”相區隔的“主權獨立的國家”。3)從其論證結論上看,上述分裂理論所欲論證的,即是兩岸在主權層面的分裂結果,各種具體理論形態的差異只是對兩岸主權分裂時間、程度的認知不同。

  從“主權分裂論”各種理論形態的論述來看,其中部分論斷看似能夠自洽,但實際上這些理論學說均是一種“構建”的產物,因而其理論前提往往存在根本性偏差。然而,正是這些存在明顯邏輯缺陷的論述,卻對“一個中國”經典論述發揮其應有影響力產生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從上述諸種主張“台獨”的理論學說的論述邏輯來看,其對“一個中國”經典論述的攻擊路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台獨”論者試圖通過重新解讀和組織現有與兩岸關係相關的史料,形成一套使台灣成為一個能夠完全獨立於中國大陸的歷史舞台,從而對抗“一中”經典論述之歷史邏輯。一方面,由於兩岸尚處於政治對立狀態,台灣民眾對大陸在政治上仍持高度不信任態度,因此當持兩種不同立場的學者對相同的史料做出截然相反的解讀時,他們往往傾向於相信台灣學者的論述,或者說,他們往往傾向於抵制大陸學者的論述。另一方面,“台獨”論者以當前兩岸尚未實現最終統一的政治現實為依據,通過強調這種狀態的“長期性”、“永久性”,達到反向證成其“台獨史觀”合理性的目的,從而博取台灣民眾對其理論的認同。由此,“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觀”得以在島內大行其道,甚至於最終取代“大中國史觀”成為台灣地區史學界的“主流”。

  第二,“台獨”論者試圖借助對台灣地區政治轉型的歷史與現狀的“國家化”解讀,形成一套立基於“國內法”(尤其是“憲法”)的“台獨”論述體系,從而對抗“一中”經典論述之現實邏輯。這一路徑的核心在於,將處於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條件下的台灣地區政治轉型(在形式上體現為“憲政改革”)視為台灣“國家”建構的過程。有台灣學者甚至將台灣地區“憲政改革”的過程稱之為台灣的“憲法時刻”⑭,這種論述即就是套用“制憲-建國”的邏輯,形塑一套“台獨建國”理論體系。在對台灣地區政治轉型進程做出“國家化”的解讀過程中,“台獨”論者已然形成一套以“2300萬台灣人民”為價值基礎,以“民主”、“憲政”為話語武器的理論體系。借由這套理論體系,在國際上早已成為各主權國家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被污蔑為大陸方面“打壓台灣”的憑證,而台灣民眾長期以來普遍存在的“悲情意識”則為這種“打壓論”提供了心理環境。

  “一個中國”經典論述在台灣地區式微的

  危害與原因

  從台灣地區近年來的政治實踐來看,一方面,持“台獨”立場的學者已逐漸構建起一套攻擊“一中”經典論述的“台獨”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以實現“台獨”為旨趣的台灣政治人物則以這套理論體系為依託,逐漸形塑出一套以“台灣主體性意識”為核心的“台獨”實踐體系。二者相互依託,相互支持,共同促使島內政治生態在短短二十餘年間發生重大轉變,原本處於包含與被包含關係的“中國”與“台灣”,在島內被扭曲為並列和對立關係。在這種政治生態下,如果有人繼續宣導“一個中國”,那就等同於“不愛台灣”或“賣台”。由此,我們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一中”經典論述何以在島內失去“聽眾”?

  (一)“一中”經典論述在島內式微的現實危害

  近年來,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政治局勢呈現出複雜多變的形勢,其中既有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部分,也有極易對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的部分。可以說,在一定時期內,兩岸在政治層面共同堅持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識”,對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升兩岸政治互信起到重要作用。但我們也必須意識到,與政策實施相比,上文所述的“一中”經典論述卻在種種因素的作用下,正在島內失去“聽眾”。“一中”論述在島內的式微境況,將對新形勢下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深遠危害。這種危害主要體現在對島內政治環境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兩個層面:

  第一,從島內的政治環境來看,“一中”話語的式微,使“台獨”論述在兩岸話語鬥爭中有機可乘,在島內逐漸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進而對島內政治生態產生重大影響,“台灣主體性意識”逐漸成為島內各方政治力量都必須尊重和認可的“政治正確”。由此,一方面,島內統派力量的話語權日趨式微,是原本在統“獨”問題上持中立態度的國民黨在強大的選舉壓力下也不得不開始進行“本土化”論述;另一方面,在民進黨長期鼓噪和推動下,以拒斥“一中”為目標導向的“本土化”話語使島內民意結構呈現出“偏獨化”趨勢,這就為民進黨回避和拒斥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識”提供了所謂“民意資本”。

  第二,從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來看,台灣民眾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持續弱化,和平統一的理論基礎遭到削弱。兩岸民眾共同的國家認同意識,是兩岸永久和平的重要保證,也是兩岸逐漸消除對立情緒、積累共識的民意基礎。從國家認同的角度看,“一中”話語體系在島內的實際影響,直接決定著作為統“獨”論述“受眾”的台灣民眾是否能夠理性認同“一個中國”框架,與大陸民眾形成共同的“中國”認同觀。然而,“一中”經典論述在島內的式微與“台獨”論述的興起,在客觀上使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觀念發生異化,在“台獨”分子的建構下,一個法理上並不存在的“主權國家”——“台灣”逐漸成為島內民眾國家認同的對象。從部分研究機構的研究結論看,近二十年來,在“去中國化”活動的影響下,台灣同胞的整體國家認同對象發生重大變化,“台灣”已逐漸超越“中國”,成為越來越多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世代的認同對象,“台灣國家認同觀”逐漸紮根於新一代台灣民眾心中。由此,兩岸民眾在認同觀念上開始產生歧見,國家和平統一的理論基礎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二)“一中”經典論述在島內失去“聽眾”的原因分析

  當前,“一中”經典論述在台灣地區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呈現出影響力日趨弱化的態勢,在“台獨”論述的步步緊逼中,似乎在島內明確表態承認“一中”,就等同於“賣台”,只有明確反對“一中”才是符合“台灣利益”的“政治正確”。那麼,“一中”經典論述何以會在島內逐漸失去“聽眾”呢?筆者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兩岸長期處於政治對立的狀態下,大陸方面主張的“一中”經典論述成為台灣方面各政治派別共同對抗的對象,這導致經典論述在島內天然處於被動地位。眾所周知,兩岸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以來,即處於隔絕、敵對狀態,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島內鬥爭性政黨政治的娃仔環境下,統“獨”矛盾則進一步演化為各政黨爭奪選票的工具,台灣民眾在如此宣傳之下,對“一中”話語會產生一種天然的反對立場。政治立場的差異,使“一中”話語在一定程度上為台灣方面所排斥。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大陸和台灣作為政治對立的雙方,對方的政治說辭註定是被批判的對象,在實踐中,在大陸方面偏重於強調“一中”話語的同時,台灣方面卻出於與大陸相對立的立場,著重強調台灣(或“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地位,從而造成“一中”話語失去“聽眾”的現象。

  第二,經典論述以“政治話語”為主要外在形態,存在一定泛政治化傾向,較之於“台獨”論述而言,尚需更多的理論架構支持。在“一中”經典論述的話語體系中,諸多缺少論證的“政治話語”成為這一體系的主要表現形式,而不少學者對“一中”論述的論證更是立基於對政治人物的話語分析,以政策表述為論證依據,從而使經典論述在一定意義上淪為政策復述。可以說,經典論述的泛政治化傾向,是導致台灣方面回避和排斥“一個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話語本身具有重實體結論、輕程式論證的特點,經典論述中許多表述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如“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語表述為大陸方面政界、學界廣泛使用,而“台獨”理論建構者面對這一表述卻並不信服,而是從史料中尋找不利於此的“證據”,形成一套否定經典表述的論述鏈,從而使“台獨”論述“看起來”比“一中”論述更具說服力。大陸學者在形塑“一中”經典論述的過程中,多使用政策言說的研究方法,多數成果都是對兩岸相關政策的解讀和復述,而與之對應的是,對相關問題的理論建構有所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中”經典論述的理論基礎不夠牢靠。反觀“台獨”論者的論述,其論證十分注重對各學科既有理論的改造與應用,多能夠形成一套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一定邏輯性的理論模型與其所提倡的“台獨”理論相匹配。由此,相對於十分強調理論建構的“台獨”論述而言,重政策言說的“一中”經典論述對台灣民眾之說服力略顯不足。

  第三,經典論述以“被動回應”為主要形成方式,在兩岸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缺少主動理論建構,這導致經典論述與時代相對脫節,話語形態陳舊,而“台獨”論述則可有針對性地掌握話語鬥爭的主動性。在“一中”經典論述的理論論述中,多數論述是針對“台獨”論述的“被動回應”,而缺少“主動創造”,如國際法學者以政府繼承、國際關係學者對公民投票等理論詮釋和分析“一中”經典論述的背景。往往是台灣學者或政治人物提出某些特定的“台獨”說辭(“分裂國家論”、“住民自決論”等),亦即是說,大陸方面的“一中”經典論述的論證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台獨”論述的“被動回應”,而非“主動建構”。這直接導致經典論述未能緊隨兩岸關係發展的形勢及時調整。在當前台灣青年世代已然崛起的形勢下,“一中”經典論述未能及時跟進,引入並建構與之相適應的理論元素。

  第四,經典論述的論述邏輯尚存部分不夠周延之處,容易受到“台獨”論述有針對性的挑戰與攻擊。除論述形態和形成方式方面的原因外,“一中”經典論述的兩條論述邏輯,均有尚欠縝密之處,詳言之:1)上述歷史邏輯之論證,其邏輯起點和論證材料無疑是正確的,但就歷史研究的學科特點而言,對於歷史材料和現實證據的解讀,存在著多視角性,同一材料既可以從“一個中國”的角度解讀,也可以從其他角度進行解讀,特別是“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觀”,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按“政治反抗文化”理論解讀台灣歷史的說辭,客觀事實論證的有效性受到衝擊。2)上述現實邏輯之論證,以無可爭辯的國際法理論與事實為依據,以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為依託,形塑“一個中國”的經典表述形態,對於我們從國際法層面維護“一個中國”的法理事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一論證邏輯的起點是兩岸在國家主權層面的同一性,其論證前提與結論表現出一定的重合性,因而論證結論極易陷入循環論證的邏輯僵局之中,同時,其論證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大陸和台灣在國內法意義上同屬一個國家的理論建構,為台灣方面從國內法層面提出影響兩岸主權統一要素的理論學說提供了可能性。

  結語

  正如本文在開篇時所言,理論的薄弱絕不意味著現實的失敗,“一中”經典表述面臨的挑戰並不必然意味著“一中”框架的挫敗,但是,理論的薄弱卻必須同樣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在新形勢下,廣大涉台理論工作者應立基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治與法理事實,以維護和促進祖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指引,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通過引入新的理論資源和研究方法,積極補充、完善和更新“一中”經典論述,為解決對台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貢獻智識。關於失去“聽眾”之後“一中”話語體系的更新問題,囿於篇幅,本文不做展開,作者將另文詳述。

  註釋

  ①如周葉中在《“一國兩制”法理內涵新釋》(《中國評論》2014年12月號)中提出“一國兩制”在台灣已被“汙名化”和“標籤化”;莊吟茜在《“一國兩制”在台灣的汙名化:剖析與澄清》(《台灣研究》2016年第1期)中著重分析“一國兩制”在台灣走向“汙名化”的原因;張笑天在《為什麼我們即將在理論上失去台灣?》(《全國台灣研究會2016年學術年會論文集》)中提出近年來台灣民意發生深刻變化,“拒統”成為島內共識,兩岸現有的統一論述已經(或即將)失敗。

  ②相關文獻如李松林、祝志男:《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考察》,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176-180;林震:《試析“一個中國”原則的來源和內涵》,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劉佳雁:《兩岸政治關係中“一個中國”問題之省思》,載《台灣研究》1998年第4期等。

  ③相關研究成果參見張鳳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載《台灣研究》2000年第1期;伍俐斌:《〈馬關條約〉是否“割讓”台灣給日本之考辯》,載《台灣研究》2013年第3期;徐曉望:《元代求及台灣、彭湖相關史實考》,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等。

  ④崔之清主編:《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史與現實的實錄》,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

  ⑤相關文獻如范宏云:《從國際法的承認理論與實踐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載《江漢論壇》2003年第6期;姚禮明:《從主權概念、國際法看中國對台灣擁有絕對的主權》,載《台灣研究》2001年第1期等。

  ⑥〔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31頁。

  ⑦參見范宏云:《國際法視野下的國家統一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頁。

  ⑧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載《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49頁。

  ⑨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頁。

  ⑩參見陳隆志:《台灣國家進行曲》,載《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9期。

  ⑪民進黨:“台灣主權決議文”(1990年)。

  ⑫參見朱松嶺、許崇德、易賽鍵:《“法理台獨”理論根源之批判》,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⑬張萌:《從台灣課綱微調事件探析台灣史研究的史觀變化》,收錄於《首屆復旦大學兩岸青年論壇學術論文集》(未出版,2015年12月)。

  ⑭參見葉俊榮:《珍惜憲法時刻》,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

(責任編輯:華僑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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