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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盛京——清代陪都瀋陽

時間:2016-12-21 11:54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轉載
  瀋陽故宮鳳凰樓
 
  今天(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公祭日,人們的思緒又回到了抗日戰爭的硝煙中。拉開這場戰爭序幕的正是1931年發生在瀋陽的“九一八事變”。當時,在國際上,這場事變的英文說法是“Mukden Incident”。如果翻閱詞典,不難發現Mukden是滿語的音譯詞,翻譯過來便是“盛京”。盛京,正是瀋陽的舊稱。
 
  盛京在清代的身份是“陪都”,地位僅次於北京。作為陪都,自然享有非同一般的待遇,從其全稱“盛京奉天府(北京稱京師順天府)”,便可見其地位的尊貴。當年盛京的城市建設頗有幾分皇家氣息。然而,隨著清末國力的衰落,日本不斷向東北滲透,這座安靜美麗的陪都最終淪喪於日本鐵蹄之下。如今硝煙不再,當人們漫步於瀋陽街頭,那紅牆黃瓦的故宮、松柏成蔭的北陵和東陵,仍然能讓人感受到昔日陪都的風采。這些建築背後,同樣鐫刻了這個城市說不完、道不盡的滄桑歷程。

  前身為沈州

  遼代時因“移民”而興
 
       遼神冊六年(921年)十月,已經即位稱帝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率領契丹騎兵從居庸關、古北口兩處軍事要地南下,侵擾檀州(今北京市密雲區)、順州(今北京市順義區)、三河縣(今河北省三河市)、良鄉縣(今北京市房山區)等十餘城。在搶奪財物的同時還將這一地區居民擄掠至遼國屬地,並在渾河以北修築沈州城對這些“移民”進行安置。沈州城便是今日瀋陽城的前身。和沈州城同時動工的,還有兩座用來安置移民的小“衛星城”,三座城池互為掎角之勢,在渾河周邊構築了一道防禦線。而這兩座小衛星城的命名方式也很特別,位於沈州東側的這座,由於其安置的移民以三河縣人(今河北省三河市)居多,故而直接將其命名為“三河縣”。而西邊的這座小城,則由於所居漁陽縣人(今天津市薊縣)居多而被命名為“漁陽縣”。
 
  兩座小城的居民很快便適應了這裡的生活。十幾年後,後晉皇帝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給遼國,這樣在遼國境內便有了兩個三河縣,於是新建不久的沈州三河縣被更名為“樂郊縣”,其含義為“肥沃的樂土”。而西面的漁陽縣的改名要晚一些,大致在百餘年後被更名為“靈源縣”。
 
       根據歷史上民間私人筆記的記載,沈州城在遼之後的金代,曾接待過兩位從中原而來的“貴客”,這便是在“靖康之變”中被金軍俘虜的宋徽宗和宋欽宗兩位大宋皇帝。據說當兩位皇帝和隨行的皇室成員走到樂郊縣的時候,徽宗皇帝突感身體不適,而押送他們的軍官也生怕半路上徽宗病死,自己無法交差,於是便選擇了樂郊“縣招待所”——樂郊館讓宋徽宗暫時調養身體。待宋徽宗身體恢復後,再繼續押送兩位皇帝及皇室成員到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附近)拜見金國的皇帝。這之後宋徽宗和宋欽宗被囚禁在位於今黑龍江省境內的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最終客死他鄉。
 
  金元交替之際,沈州及附近地區的城池基本上都毀於戰火。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時候,才在至元三年(1266年)重築沈州城池,以安置內附的高麗國軍民。由於當時在城裡同時設置有“沈州安撫高麗居民總管府”和“遼陽安撫高麗居民總管府”,因此當時的統治者從這兩個機構中各取一個字,最終將這裡定名為“瀋陽”。這座民族交融而產生的“移民城市”從此開啟了新的篇章。

  瀋陽故宮

  寢宮區域“擇高而居”

  到過瀋陽故宮的人都會不禁感慨:這座皇宮未免也太小了。瀋陽故宮佔地6萬餘平方米,而北京故宮則佔地72萬平方米。雖然瀋陽故宮小,但這座始建於後金時期的“汗王宮”體現出了滿族獨有的特色。
 
       後金第一任汗王,也就是後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於天命十年(1625年)決定將都城從東京城(今遼寧省遼陽市東)遷到剛剛攻打下來的瀋陽城,瀋陽故宮的建設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最初建瀋陽故宮時,按照滿族的習慣,將汗王居住和辦公的地點分開。當時努爾哈赤選中了老瀋陽城的北門鎮邊門(原稱安定門,後改為鎮邊門)內的一塊地方,興建自己的汗王宮。進入一座“宮門”後是一段台階,第二進院落坐落於台階後的高台之上,是一座非常簡陋的三合院建築。其中正房是努爾哈赤的寢宮,東西廂房則是他的嬪妃們的居所。
 
  汗王宮以南,在老瀋陽城南北向主幹道的東側建有努爾哈赤用來處理政務的大政殿以及周邊的十座亭閣式建築(俗稱“十王亭”)。這組建築中的大政殿的功用相當於北京故宮的太和殿,是舉行朝會以及供努爾哈赤辦公使用的場所。兩側的十座亭子中,距離大政殿最近的,是左右翼王辦公的場所,其餘八座則是八旗首領即“固山額真”的辦公場所。這組建築佈局不難看出出身於馬背上的滿族所具有的一種“帳殿”佈局特色,也體現了後金時期八旗制度下君臣合署辦公的特色。

  大政殿建築群和汗王宮建築群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各自分離開的。從汗王宮的正門到大政殿院落的正門大致有500多米左右。也就是說努爾哈赤那會兒每天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

  皇太極繼承汗位之後,由於老汗王宮是努爾哈赤所居住,為了表示對自己父親的尊崇,他不再在這里居住,而是將大政殿西側自己原來的貝勒府進行了擴建。這就是我們今日看到的瀋陽故宮的中路建築。原府的大門被升格為皇宮的正門,而在正門以內,按照漢族傳統中的“前朝后寢”制度,分別佈置有皇太極日常處理政務的崇政殿和後面的寢宮清寧宮。這種建築佈局改變了努爾哈赤時期寢宮和辦公場所分離的局面,是瀋陽故宮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突破。

  崇政殿和清寧宮的細微佈局也挺有意思。首先“朝”與“寢”的分界線是一座高聳在平台上的鳳凰樓,也就是說位於鳳凰樓後的整個寢宮區位於一座約4米的高台之上,這不僅體現了滿族“擇高而居”的特色,同時也使瀋陽故宮成為我國唯一一座寢宮區高於朝會區的宮殿建築群。當年鳳凰樓是瀋陽城的製高點,天氣好時站在這裡能夠看到幾十里外的撫順城。樓後的清寧宮及周邊幾座廂房,是皇太極和眾嬪妃們居住的場所,同時清寧宮也是薩滿教舉行祭祀儀式的場所。這種佈局直接影響了清朝入關後對於北京紫禁城中坤寧宮的改造。

  瀋陽故宮的西路建築興建於清乾隆年間,包括文溯閣和嘉蔭堂等建築。前者主要用來收貯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後者則是清帝東巡時聽戲的場所。在興建西路建築的同時乾隆帝還在中路主要建築兩側興建了供東巡帝后居住的行宮,因為原有的寢宮清寧宮作為先祖居住的場所已不適合讓後世子孫居住。

  關外三陵

  明朝陵寢的“微縮式”模仿

  清朝入關後的陵寢有兩處,一處是位於北京以東遵化市境內昌瑞山腳下的清東陵,另一處則是位於北京西南易縣境內永寧山腳下的清西陵。在清朝入關以前,在瀋陽周邊還興建有三處陵寢,即葬有努爾哈赤父祖等人的永陵,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福陵(俗稱東陵)以及清太宗皇太極的昭陵(俗稱北陵) 。這三座陵寢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屬昭陵了。

  如今的昭陵所在區域也被稱為“北陵公園”,瀋陽地鐵2號線在該公園的南門和西北門設置有車站。因此每天到這裡晨練的人絡繹不絕。進入公園仿古式的南大門,在主神道兩側栽種有大量的參天古樹,在綠樹的掩映下這裡顯得異常幽靜。沿著神路一直向前,會經過下馬牌、華表等禮制性設施,最終到達陵寢的核心建築區。

  昭陵的核心區,從根本上講,是對關內明陵建築的一種“微縮式”模仿。明十三陵建築中規模宏大的石牌坊,在昭陵這裡衍變為雕工十分精美的三開間石牌樓。而明陵石牌坊後的大紅門,在昭陵則被設計成“正紅門”。其建築體制雖不及十三陵的大紅門宏大,但裝飾卻十分精美。正紅門外東西兩側各有一個“跨院”,其中東跨院被稱為“更衣亭”,是皇帝在祭祀前更換衣著以及如廁之所。這裡最具特色的設施當是亭內的沖水式“蹲便池”。這處便池開鑿在一條長2米,寬1米左右的大石面上,坑長約1米,寬不足50厘米,呈類似花生形狀,保存完好。西跨院是宰牲亭,是屠宰祭祀用牲之所。

  進入正紅門,道路兩側便是昭陵石像生了。 1929年,剛剛歸國並創建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就曾帶領學生到北陵進行測繪,並留下了考察石像生中麒麟石雕的珍貴影像。時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對於梁思成夫婦二人給予了相當優厚的待遇,其中作為系主任梁思成每月薪水為800銀元,而作為教員的林徽因每月也有400銀元的薪水。

  石像生的盡頭是昭陵的神功聖德碑碑亭,碑亭之後便是昭陵的陵宮了。這座陵宮和明陵有較大差異,採用的是城池型設計。其正門隆恩門沒有採取宮殿式建築,而完全被修建成了一座城樓。城樓四角還建有瞭望用的角樓。這樣的設計方案與當時清朝政權不穩定有直接的關係。

  城池的中心,是用於祭祀的主殿隆恩殿。這座殿宇規模不大,僅是一座三開間四周出廊的單簷歇山頂建築,但其裝修卻是極為精美的。該樣式後來被清宣宗道光皇帝所模仿,用於其位於易縣的慕陵的修造中。只不過慕陵隆恩殿更奢侈:用純楠木打造,且高浮雕的龍紋廣泛應用於大殿室內。

  昭陵隆恩殿後增補建築的疊加,使得石五供和後面的方城明樓等建築就像是擠在了一起,空間顯得非常局促。方城明樓後半月形的寶城內,便是皇太極和孝端文皇后的地宮所在了。地宮之上以黃土覆蓋,形成一座高大的寶頂(民間俗稱為“墳頭”)。寶頂之上仿照永陵的做法栽種了一棵榆樹,被稱為“神榆”。

  昭陵核心區的西側,還有一座皇貴妃園寢,大家所熟知的宸妃海蘭珠便安葬於此。據說這裡曾經還有一座空塚,是為孝莊文皇后即莊妃準備的。由於孝莊文皇后最終葬在了關內清東陵兆域附近,並沒有歸葬此處,因此該墓一空就是三百多年。而孝莊文皇后在東陵的陵寢,也因其方位在昭陵以西而被稱之為“昭西陵”。如今昭陵皇貴妃園寢損毀較為嚴重,僅有些許踪跡可尋。

  京奉鐵路

  全線通車日正是清亡時

  瀋陽城的近代化,和鐵路的興建息息相關。 1891年俄國人開始興建西伯利亞鐵路,與此同時他們千方百計地想從這條鐵路分出一條支線,直插中國東北腹地。 1898年沙俄通過和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得了這條他們預謀已久的鐵路修築和管理權,於是他們便以哈爾濱為中心點,修築了兩條總體呈英文大寫字母“T”狀的鐵路,一條從滿洲里過哈爾濱至綏芬河;另一條則從哈爾濱出發向西南經寬城子(長春)、奉天(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運”之意在瀋陽設立奉天府,瀋陽又名奉天)至旅順。當時將這兩條鐵路合稱為“東清鐵路”或“中東鐵路”。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從俄國人手裡得到了中東鐵路寬城子至旅順的管理、經營權,這便是被後人稱為“南滿鐵路”的區段。 1906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成立,總部設在東京。 “滿鐵”表面上是一家企業,但其本質上是協助日本政府對外實行殖民侵略,並完成對殖民地經濟掠奪的殖民機構,被稱為“日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

  此後,奉天城以外西部的廣大地區,逐漸淪為滿鐵的勢力範圍。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正是因為日本意欲擴大在東北的利益,蓄意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段的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而引發。

  由於南滿鐵路一帶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規劃城市的佈局。 1910年建成的奉天驛(今瀋陽火車站),外觀總體風格極其類似日本的東京火車站。

  1907年另一條鐵路延伸到了瀋陽城西,這便是由清政府主持修建的京奉鐵路。由於南滿鐵路呈南北方向橫亙於瀋陽城西部,因此京奉鐵路終點站並不能夠直接修築到瀋陽城城牆腳下,而是在城西5公里外的皇姑屯。直到1911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與《中日京奉鐵路延長線協約》後,京奉鐵路才得以最終借道南滿鐵路延伸到了奉天城下,並利用原奉天省立第五小學的校舍作為站房,車站被命名為奉天新站。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政府宣布京奉鐵路全線通車之時正是1912年1月1日,而此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經在南京成立,歷史步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1927年,控制奉天的東北軍閥張作霖為了與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滿鐵路抗衡,決定將奉天新站站房加以改擴建。新建成的站房由我國著名建築大師楊廷寶先生設計,其規模和功用遠遠超過了日本人設計的奉天驛。該站建成後曾一度被命名為“遼寧總站”。

       可惜張作霖沒有目睹遼寧總站的建成。由於乾涉了日本人在東北鐵路上的利益,再加上張作霖回絕了日本人提出的在東北的諸多要求,1928年6月4日清晨,當張作霖的專列行駛至京奉鐵路和南滿鐵路交會處的三洞橋時,日本引爆了事先安放在這裡的炸藥,張作霖因傷勢過重身亡。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皇姑屯事件”。此後不久,張作霖之子張學良便宣布“東北易幟”,這也標誌著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從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霸占東北的野心。

(責任編輯: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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