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當疫情肆虐全球時，我在網上看到一名美國婦女的照片，她穿著寫有”我拒絕與政府共同撫養子女”的T卹認為美政府要求在學校戴口罩是過度干預。我不禁笑出聲來：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自己的孩子就是和中國政府”共同撫養”的。
2006年我和丈夫來到上海，度過接下來的16年。作為外國人，我們不受生育規定約束。可我不得不接受隆起的腹部成為”社區資產”的現實，它受到不請自來的撫摸和行人評論（”是男孩，能看出來！”），餐館可能拒絕為我提供冷飲。每次點冰拿鐵時我都怕聽到嘮叨，儘管通常伴隨暖心的微笑。
2008年和2010年，我們在上海生下兩個健康的女兒，並面臨所有在華外籍父母的選擇：就讀國際學校還是當地學校。權衡利弊後我們決心冒險一試，很快感受到嚴格的”共同撫養”體系。女兒們所在的當地幼兒園諄諄教導，包括孩子們睡幾小時、該吃什麼及最佳體重。每天上午學生們都整齊列隊做操，唱國歌、升國旗。教室窗戶保持打開以增加空氣流通、防止傳播疾病……隨著時間推移，各類好處開始顯現。女兒們回家後討論自律、正直、尊重長輩等話題。學校為她們灌輸勤奮和追求優異成績的理念後，丈夫和我無需督促她們完成作業。美國教育強調孩子需求，中國強調聽老師的話並刻苦努力。為弘揚中華文化並提供西方影響的替代方案，政府資助傳統音樂、戲劇表演等活動。女兒們有時會擔心跟不上同齡人步伐，並對我們沒更早為她們輔導數學而失望。
在中國撫養孩子還有其他好處。例如有利於保護兒童的互聯網，孩子們被規範的玩電遊時間。由於幾乎消除人們對犯罪的擔憂，我們的女兒從11歲起就開始在沒監護人的情況下乘坐這座2600萬人口城市的地鐵。和藹的警察持續執勤維持秩序，街道和綠色空間都保持清潔衛生，公民的自豪感顯而易見。
在因疫情無法見到家人近3年後，我們做出離開中國的艱難決定，並於去年6月搬到華盛頓。某些方面，感覺回美國後的文化衝擊比我們初到中國時更強烈。我們回到一個分裂的美國，許多人認為政府在人們生活中沒有位置。堅韌、獨立、思想開放的女兒們正茁壯成長，但也是一種調整，她們近來首次在學校接受應對校園槍手的演練。我們也在調整自己，以適應在上海時從來不需要的戒備心態。這些時候。我發現自己想念”共同撫養”女兒們的中國。
在中國安家的經歷告訴我們，沉浸在對日常問題給出不同答案的文化中，會改變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養育子女與國家治理都是不完美藝術。對我們相互學習並在國家和世界之間架起新橋樑來說，從來沒有比現在更關鍵的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