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过旭明 著，广陵书社2022版
曾国藩画像，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曾国藩画像，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最近阅读了一些史书，比如《曾国藩全集》、过旭明先生的《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张宏杰先生的《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等，对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状况等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对曾国藩在湘军时期的资金来源却不甚了了，于是结合相关资料，想看看这位“中兴第一名臣”当初是怎么来筹集军饷的。
史料记载，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而回乡丁忧，其间碰到太平天国起义军攻打湖南，后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以团练开始创建湘军，在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共十二年的时间内，湘军从无到有发展到十二万人，这些人仅仅军饷就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根据张宏杰的研究，湘军实行的是“厚饷”原则，也就是与绿营军这些所谓的清廷正规军相比，湘军士兵的收入大概是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而中级军官（比如说五百人一个营，一营设营官）每个月的纯收入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两白银，一年下来就是一千八百两，高级将领（比如统帅一万人以上的将领）收入更高，以湘军名将李续宾为例，每年的净收入达到五千四百两，是同级别国家正规军的六倍左右。
等到仗打完了，相关费用的报销也就提上了议程。据说在同治七年的时候，曾国藩开始按规定报销打仗的费用，把多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了统计并编订成册，送交户部审查，数据显示“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银约三千万两”。后来因为对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功勋，清廷最终免除了湘军的报销，但这笔账仍然留了下来。
可以粗略算一下，12年的时间花费了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每年二百五十万两，一个月二十万两，这显然是一个大数目。当然，早期的湘军规模很小，只有一万多人；等到同治三年战争快结束时，湘军已经达到十二万人的规模，其中需要曾国藩考虑发饷的人数超过九万人，但万事开头难，不管金额多少，筹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能有人认为自然是朝廷拨付的，但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湘军并非“合法”的正规军，而是“募集”的“民兵”，所需的耗费并不在政府的预算之类，只能是湘军自筹，而这一重任首先就落在了湘军首领曾国藩身上。
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来筹集如此巨额的资金呢？我大概汇总了一下，主要是以下几个渠道。
首先就是劝捐。比如，过旭明先生在《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咸丰三年、四年的劝捐筹饷中，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对一些富户不掏钱而非常不满。比如，在给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就提及，“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务得阁下札两县，再一饬催……”其中，陶家就是他的前辈、病逝于两江总督署的陶澍，当时曾国藩要求陶家后人拿出巨资来捐赠，而且因为陶澍与左宗棠是儿女亲家，因为这件事，曾左二人还有了“裂隙”。
《他助与天助：晚清官员私人经济状况研究》，过旭明 著，广陵书社2022版
《他助与天助》一书中还记载了两个细节：
一是道光十五年的时候，曾国藩刚留京，曾经看到陶澍给京城的官员送“别敬”就达到了五万两之多。所谓的“别敬”，通常是官员要和大家告别了，离别之际给一些在京的穷京官、尤其是自己相熟的同仁的离别费。后来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也曾拿了二万两白银，给在京的故友新朋送“别敬”，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及，那次总共送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籍的京官一万四千多两的别敬。显然，早在数十年前陶澍所送的别敬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开支。
还有一次是道光二十三年，当时陶澍已经过世，曾国藩因为途经陕西，看到陶澍的家人托付时任陕西巡抚的李星沅出面，提取陶澍生前两江总督上尚未支取的津贴，涉及金额“数万金”，显然，在曾国藩眼中，陶家属于湖南籍官员中非常有钱的人，现在要组建湘军办团练，需要军费，首先就应该从陶家这样的富户着手。
在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中，也披露了类似的细节。当时，曾国藩和塔齐布一共有一万五千多名湘勇，每个月需要的饷银达到六七万，每次打仗之后，还需要给奖赏、抚恤，再加上船只、器械的修理添造，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湖南当地的财政收入并不算高，根本无法支付如此大的款项，于是，曾国藩阐明“本省派员筹捐”，但大家并不踊跃，于是向朝廷要求提供“部、监执照共二千张……以便广劝而济要需”，也就是让政府提供二千张左右的证明，通过捐款可以换取该证明，即捐各部的候补官员，曾国藩要求“嗣蒙圣慈俞允，准臣随地劝捐，一律咨部换照……”，这一申请得到了皇帝的朱批“户部速行查办”。
显然，劝捐也不一样，既有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饬催”，也有通过虚缺或实职的“诱惑”，让有钱人提供所需的资金。
其次是从其他地方筹集。比如在咸丰四年八月的奏折中，曾国藩明确要求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解饷协济”，其中江西前后解到白银五万五千两；广东提供了六万两，连同在籍侍郎臣黄赞汤募捐的二万两，全部都交到了湖南省的国库中，由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再拨付给曾国藩等军营使用。但是，四川的资金不够顺利，第一批提供了四万两，但被荆州的将军官文截留了；第二批三万两，因为是“绕道前来”，还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显然，打仗是要花钱的，仅仅靠民间还不够，还需要官方提供，但湖南省自己入不敷出，只能靠兄弟省份救济了。
史料记载，曾国藩后来上书朝廷，当年从陕西又要了二十四万两。当然，这也说明曾国藩很聪明，自己没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找大老板，没事就写奏折，跟领导讲故事，而且事无巨细，有多少人，打了几场仗，有了一些什么收获。这也是他比一般的武将高明的地方。他一方面明确告知钱花到哪里去了，另一方面还吆喝两声，要想打胜仗，钱要能跟上。皇帝也不含糊，往往会给个朱批，让户部等归口部门抓紧办。
第三，是想办法从盐引上筹钱。比如咸丰五年的时候，要求部拨“浙引用盐抵饷”。因为当时湘军水陆官兵一万多人，上游的运道也断了，导致饷银匮乏。此前，曾国藩曾经奏请福建、浙江两省提供帮助，但是浙江因为徽州戒严，也很难接济湘军急需的资金，福建则是因为一直比较疲敝，很难筹到所需款项。
曾国藩经过研究，“查国家岁入之款”，发现盐是非常重要的财政资金来源。而因为太平军的问题，淮南的盐务，“片引不行”，导致盐场生产的盐无法销售，堆积如山；而江西、湖南又因为流通问题，没有盐可以出售。甚至淮南所产的盐，被偷送给了太平军，而广东的土匪则低价出售给各个口岸获利。换句话说，江西、湖南吃的盐是走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请求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以抵饷银。由曾国藩招募乡绅富户，自己准备资金从盐场购买，并自己配备相应的运力，运到江西、湖南等地，这样的话，相当于用浙江的盐，来行淮南的引地，浙江省的钱粮则豁免掉。因为浙江盐场有很多的盐，商人也愿意办理，把浙江的盐卖到江西销售来获得军饷。
盐是刚需，再加上各方讲信用，在悉心筹划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仅在刑部侍郎黄汤赞的督劝下，就募集了四五十万两的白银。
第四，通过关税厘金获得。到了咸丰六年，江西的饷银又不行了，尤其是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闹矛盾，不愿意把江西的税提供给湘军，于是曾国藩又想了其他办法。比如上海当时商贾云集，财物殷阜，关税极其丰富，于是可以通过抽取厘金来充作军费。也就是说，湘军可以在各地设立关卡，向那些商贾抽取过关的“厘钱”。
由于湘军当时所处的地区主要在华中、东南等较为富有的地区，商业活动比较繁荣，再加上抽取厘金的关卡往往设在交通较为繁忙的乡间交通要冲，因此收取的资金也较为可观。等到了咸丰八年，当时的湘军越战越勇，先后克复了九江、吉安等重镇，再加上另一位名臣、同时也是曾国藩重要的帮手胡林翼的支持以及厘金的稳定来源，湘军的军费算是有了着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草创湘军，也没有财务背景，但曾国藩通过学习和创新，找到了劝捐、找领导要支持、学习唐代刘晏经验来引用士人召集富绅经理盐务、创新厘金等方式，让湘军的厚饷制度得以执行，也为打胜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会计江湖”系列之四十六，作者袁敏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会计学博士，研究方向：内部控制、资信评级等，出版有《资信评级的功能检验与质量控制研究》、《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与案例》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