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交龍鈕玉印及其印文「不亦樂乎」。\作者供圖
清宮留存下來的玉器，大部分是清高宗乾隆皇帝收藏及皇宮舊藏各個時期的玉器，最早以龍為主題的相信是紅山文化的玉龍，及良渚文化的獸面玉龍。
傳統上龍是歷朝的瑞徵。黃帝的後代軒轅，傳說是天黿變為龍，而屢著於易象；孔子至成周，問禮於老子，退而有「猶龍」，指道之高深奇妙，如龍之變化不可測；而源於西漢的「葉公好龍」，是當見真龍反而懼的成語。龍傳諸口，筆錄於書，數千年以來矣。從實際形態而言，可見出土的五千至七千年前仰韶文化聚落遺址有用蚌殼排列出的龍與虎的造型，儘管自然界中未見這種生物，但先民在六七千年前對龍已有想像出其形象概念了。
龍的形象，早年也許因觀念的差異、習俗的影響而歷朝各有不同形態；到了宋代方才定型，自始龍的造型規矩化，只有在細部描繪略有增減而已，可自宋、明、清代瓷器的龍紋裝飾可見；亦有因應與其他紋飾配合作出體形改變，發展出不同涵義，包括龍生九子，九子各有的變化。
龍的紋飾或造型配在各種器物，在清代較常見的用於印鈕上，這種設計，似源自元代，由單一龍體發展到雙龍組合，成為清代皇權璽印的規格。按《清宮檔案》，清初定製，凡是製作大內寶印，由禮部會同內務府造辦負責，其分工安排是由如意館做寶坯（造型設計），蘇州織造刻字、雕琢寶鈕。《清宮檔案》更有記錄乾隆令太監胡世傑傳旨：「交如意館成做寶坯，得時上面龍鈕交蘇州織造薩載成做，欽此。」這是璽印雕龍形印鈕的官方紀錄，為防止在製作龍鈕時改動寶璽尺寸，乾隆更下令「寶身磨做已准，不必再動」。
清代的寶璽主要分兩類，一是朝政上使用的國璽，一是皇帝的閒章，多以和闐玉為材料製作；國璽印鈕高浮雕的雙龍組合，流行於雍正年代而大盛於乾隆朝，造辦處稱之為「蘇州雙龍鈕」，其造型大致為雙龍相背蹲踞，各自分別面向璽印兩側，雙龍腰結合成一體；龍首雕刻仔細而繁美，圓目方吻，張嘴露齒、挺胸、頂有長雙角、鼻呈如意形、龍口微張，上下對稱牙狀刺，鬃髮飛揚於背，兩側雕有長鬚、龍爪尖銳有力，龍身背上魚鱗，腹下雕雲紋，中穿一孔以便配上璽印絲印綬。璽印文字多是帝王名號、帝國名號，如「大清受命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制誥之寶」、「古稀天子之寶」、「敕正萬邦之寶」等等；這種雙龍鈕亦有稱為交龍鈕或蛟龍鈕。至於閒章的印材除和闐玉外，亦有以水晶、象牙、壽山石、青田石入印，印鈕雕刻隨形，多為獸紋，如象、熊、雙螭、獅子、老虎及雲龍等；而文字內容上，有鐫刻皇帝年號、吉言、箴言、詩詞等。
魏晉遺留下來的石碑頂部有不同的裝飾浮雕，其中有雕上盤龍造型，一般是龍頭在碑首兩側，這種方式是根據傳統的《營造法式》而設計，當中規定「造鰲坐碑之制，其首為盤龍」，建築學家梁思成根據其中規定說法，曾繪製出宋代石碑的標準式樣圖，可見碑頂的龍首分置於碑的兩側。將這種式樣比對清代寶璽的特徵，似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否有所承傳，則未見有所論證。有說交龍紋隱含避邪祈福、興盛的涵義，盤龍為碑首、交龍作印鈕也許因這宏願而選用。
《清宮檔案》指朝政上使用的寶璽共計二十五枚，稱之為二十五寶，存放於紫禁城內廷後三宮之一的交泰殿。但亦有按皇帝對重大國事銘刻有代表性的璽印，這些反映帝王的思想、情趣、喜好及對事件的自身經歷而雕製的寶璽，其量也不少，按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郭福祥對明清帝后璽印的研究，這類寶璽數量於雍正一朝有近二百多枚，而乾隆一代則有一千八百枚之多，到了嘉慶有約五百多枚，之後各朝漸減至同治約二十枚左右；這些寶璽不單是對國事銘刻的，而同一事件名目也有不少相同的版本，如乾隆二十四年成功平定回疆的叛亂而製作了新的帝王名號：「信天主人」，命內廷工匠用玉、石等製作九枚寶璽，之後亦繼續下令製作多枚，目前分別收藏於故宮博物院及台北故宮博物院，亦有個別流散於民間。這些寶璽的印鈕，亦具一致性的標準交龍造型。
交龍印鈕的特點是融合圓雕、淺浮雕、高浮雕及透雕等多種琢玉工藝，從存世寶璽看，不論是白玉、青玉、碧玉、黃金、檀香木、壽山石等硬軟印材，其造型、琢製工藝及風格基本是一致的，以交龍為印鈕的鐫刻是有其嚴謹而慎重的規範，較其他印章更有其歷史及文化價值。當然存世的玉印亦有雕琢交龍印鈕，從其巧妙設計、精雕細琢的裝置及實際功用來看，實屬一件精緻的藝術品。甲辰龍年將至，信納交龍能避邪祈福，寓意時和歲豐，正脗合其印文：不亦樂乎！
作者：鄺凱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