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CBC報道，渥太華的家庭醫生發現，大量公務員需要醫療證明來支持在家辦公的請求，這給本已不堪重負的醫療體系增加了壓力。
在Barrhaven執業的Roozbeh Matin醫生表示，自從聯邦政府宣布計劃要求公務員更多地返回辦公室工作以來，他已經注意到這一趨勢幾個月了。
“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我們渥太華地區的所有醫生都注意到了，”他說。“我們基本上收到了來自大量公務員患者的提供各種形式證明的要求。”
實際數字可能看起來並不那麼可怕：據悉，Matin醫生每周收到大約兩到四個請求，而Alex Duong醫生在Vanier的家庭醫療診所，自今年春天以來已經收到了幾十個請求。
但醫生們表示，這個問題在渥太華地區很普遍，他們認為這些就診——以及他們生成的一頁又一頁的表格——是對本來可以用於患者護理的稀缺資源的浪費。
“我們被要求為聯邦政府監督這些重返工作崗位的政策，坦率地說，這沒有有效利用我們的時間，”Duong 說。
他說，聯邦政府實際上是把其自身的問題“轉嫁”給了家庭醫生，而這個城市的家庭醫生本就稀缺。
Matin醫生說：“這正發生在醫療系統本身瀕臨崩潰，我們拼命維持的時刻。我們完全被這些請求搞得焦頭爛額，感覺完全被淹沒了。”
大量公務員為在家辦公開醫療證明！浪費資源
大量無意義的文書工作
Derek McLellan醫生每周都要花一整天的時間來處理他在Riverside South的家庭醫療診所的所有文書工作。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尋求逃避“重返辦公室”要求的患者人數不斷增加。
“他們的經理說，‘好吧，唯一的辦法就是開一張醫療證明，所以去開一張吧，’”他說。
即使醫生給開了證明，事情也不會就此結束。病人會帶着三到六頁的表格回來，醫生需要填寫這些。有時這還不夠，他們還會帶着另一份文件要填。
McLellan說：“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這隻給我們增加了額外的任務，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項任務並沒有任何醫療益處。”
他說，一些文書工作似乎更加毫無意義，因為患者在大流行之前已經有了遠程工作安排。隨着重返辦公室的要求，他們現在被要求從頭再來。
他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人力資源問題，我們被困在其中，這只會增加額外的行政工作時間。”
Duong也描述了類似的負擔。在他看來，他被要求做的是“行政醫學”，而不是“真正的醫學”。
“我在這些表格上花的時間越多，我能花在病人身上的時間就越少，”他說。
Matin說，所有這些額外的工作都導致了醫生的倦怠，並影響了他們照顧病人的能力。“這產生了大量的文書工作，這是我們目前存在的禍根，”他說。
醫生不想為政府的“把關”
Matin說，這些要求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社交焦慮、背部疼痛、內向、擔心感染COVID-19以及腸胃不適導致厭惡公共洗手間。他說，這些擔憂對病人來說是合理的，但也讓醫生處於尷尬的境地。
“這讓醫生處於一種境地，他幾乎必須做一個法律裁決，而不是做出診斷，提出一個護理計劃。”
Duong說，很少有家庭醫生接受過職業醫學方面的培訓，讓他們扮演這個角色可能會“與醫患關係產生摩擦”。McLellan對此表示同意。
“你最終會陷入衝突，因為在沒有醫學依據的情況下，我們被定位為這件事的把關者。我們無權參與這場對話，”他說。“所以這肯定會產生一些敵意。”
加拿大財政部秘書處（TBS）表示，它沒有集中收集有關有多少公務員申請了在家辦公，有多少人獲得了批准，以及有多少人涉及醫療證明的信息。
報告指出，聯邦政府的《便利義務指令》規定，面臨工作場所障礙的員工應得到便利，直至其不造成過度困難。
TBS的一位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採用混合工作方式並沒有改變我們支持員工的方法或承諾。”
該指令指示管理人員在合理的範圍內儘量解決與工作相關的需求，而無需提出正式的便利請求，但在某些情況下，醫生的記錄可能是必要的。
TBS的聲明稱：“如果員工面臨的障礙不明確，或者潛在的便利措施不明，則可能需要提供醫療證明等支持性文件。所需文件應根據具體情況和請求的複雜性逐案確定。”
Duong說，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政府應該僱人來製作所需的文件
他說：“如果聯邦政府想要進行職業評估，那麼他們應該考慮自己僱傭受過職業醫學培訓的醫生。”
McLellan醫生也有同樣的建議。
他說：“我認為這將是一種更為恰當的資源利用方式，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資源。而不是我們醫療系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