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郵報》近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加拿大當前的政治混亂和危機，問題的根源“可能不在杜魯多，而是加拿大給了總理太多的權力”。
作者Andrew Coyne指出，從某種角度來看加拿大的現狀，總理將其政黨、政府和國家帶入危機：國家面臨歷史性外部威脅和內部日益加劇的分裂;政府一片混亂，部長們相繼離開，總理本人是否留任存疑;政黨快速滑向選舉慘敗……被視為杜魯多個人失敗的見證。
作者稱，杜魯多擁有導致這種慘敗的所有特質：自負、自我中心、傲慢且日益脫離現實。他被多數人厭惡，忠實追隨者也拋棄他，但是，即便黨內要求他下台時，他仍然充耳不聞，依然相信不僅自己能贏，而且只有他才能贏。
在杜魯多之前是哈珀(Stephen Harper)，哈珀之前是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再之前是Brian Mulroney，再往前是Pierre Trudeau：這些總理和現任總理一樣，逐漸變得孤立，與公眾脫節，與現實隔絕，最終將其政府推向破滅。或許，這是長期執政的自然結果，不可避免的現象。又或者，也許是我們的制度本身出了問題。如果權力總是腐化我們的總理，一個解釋是，我們的總理擁有太多的權力。
文章稱，在任何體制下，政府首腦都是強大的。然而，加拿大總理積累的權力是無與倫比的，幾乎沒有限制。美國總統控制行政部門，但無法控制立法部門，他在國會兩院由其黨派控制的情況下，也無法確保立法順利通過。
相比之下，歐洲議會的總理通常必須與其執政聯盟中的其他黨派分享權力，而非像加拿大的西敏制(Westminster)議會那樣由單一多數黨政府掌控。
即使在西敏制體制中，加拿大總理的權力也顯得格外突出。在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仍然約束總理的一些慣例，在加拿大已經不復存在。
控制立法機關只是開始。加拿大總理在行政部門也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力，尤其是其廣泛而幾乎不受監督的個人任命權：法官、高級官員、警察、軍隊，幾乎無所不包。
總理幾乎已經取代了內閣，成為我們政府體制的核心。過去，總理就已經很強大，但近期在加拿大，這種情況被推向前所未有的極端。
部分原因是內閣的規模擴大了：從Sir John A. Macdonald時代的十幾位部長，到Mackenzie King時代的20位部長，再到如今近40位，毫無爭議，這是民主世界中最大的內閣。如此多的部長圍坐在桌前，不僅削弱了每位內閣成員的權力，也削弱了內閣集體的權力。它根本不是一個有效的決策機構。
另一個原因是總理辦公室(PMO)的擴張，如今它擁有超過120名員工，全是政治任命。權力越來越集中在總理的個人顧問手中，而非內閣成員身上，甚至部長們不再任命自己的幕僚長：這些人由總理辦公室任命，並向其報告。
方慧蘭的經歷就是這樣，無協商，單方面被施加政策。在三位前部長Bill Morneau、Jody Wilson-Raybould和Marc Garneau的回憶錄中，這種情況反覆出現。如果連財政部長、司法部長或外交部長都被如此削弱，其他部長的作用更是微不足道。
政治學者們對此已經討論多年，但在當前，現實後果變得顯而易見。權力的集中有着實際的現實後果，且隨着時間推移，只會越來越糟。
傳統管理理論認為，機構規模越大，向下屬授權就越重要。然而，加拿大卻選擇了相反的方向。政府日益複雜，導致更加試圖從中心管理一切：要麼是總理辦公室本身，要麼是其他中央機構，如樞密院辦公室(PCO)。
其結果就是現在看到的混亂局面。不可能以這麼少的人手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機構，更不用說它承擔了如此多的責任。即便是嘗試，也註定會讓參與者筋疲力盡，導致更多的錯誤。
更糟糕的是，局內人很容易與新思想、不同觀點或多樣化經驗隔絕。當沒有人可以說“不”時，幾乎沒有動力去審視、用證據檢驗或從錯誤中學習。一切都依賴於一個人的判斷，而時間越久，這種判斷的可靠性就越容易削弱。
這就是為什麼內閣及其治理如此重要。內閣是行政部門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制衡。部長不同於普通的總理顧問，他們是民選官員，在社區和黨內都有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再次當選。他們不僅帶來了不同的觀點，還能使總理保持腳踏實地，與外界接觸，與現實聯繫。
然而，當內閣治理退化為接近一人統治時，後果顯而易見。而這並不是我們民主制度中的唯一缺陷。近年來，我們一再看到抽象民主程序的失敗如何對現實世界產生實際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