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星報》發表社評，指出正值聯邦大選臨近，民調顯示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前景堪憂，現在是杜魯多選擇辭職的時候了。
總理與其內閣部長之間存在緊張關係並不稀奇。總理辦公室與執政黨黨團之間存在分歧也並非異常。這種摩擦甚至可能是積極的，反映出政治的健康運轉。然而，當在國家面臨危機與不確定性的時刻，這種分歧卻淪為公開的混亂。例如，當財政部長在一個至關重要的財政報告當天被迫辭職，這表明總理已無法提供加拿大所需的領導力，出於國家的利益，他應當辭職。
事情的細節如今已廣為人知。在一場預定的財政報告的前夕，杜魯多據稱告訴財政部長方慧蘭，他打算將她調職。可以理解，方慧蘭將此視為她失去了杜魯多的信任，尤其是在有傳聞稱杜魯多正試圖安排前加拿大央行行長馬克·卡尼接替她的位置，這顯然是一場政治“豪賭”。方慧蘭隨後辭去內閣職務。就在此事爆出數小時之前，杜魯多的另一位能力出眾的部長肖恩·弗雷澤被曝也有辭職的打算，而僅僅幾周前，杜魯多暫時壓制了黨團“兵變”。
在辭職信中，方慧蘭解釋說，她與杜魯多就政府計劃向加拿大人分發250加元支票一事爭論了數周。她稱這一政策是“噱頭”，認為我們在特朗普可能讓我們的經濟陷入混亂的背景下應更為節儉。對此，我們表示贊同。但一個值得批評的政策，並不足以致命;真正無法原諒的是管理不善、混亂、無休止的內部分裂。簡言之，在國家面臨重大挑戰的時刻，政府缺乏必要的領導力、團結與紀律。
方慧蘭辭職信中最具啟示性的一句話是：“加拿大人知道我們何時在為他們工作，他們也同樣知道我們何時只專注於自身的利益。”
這不僅僅是一次政策分歧，或總理辦公室渴望支出與財政部長保護財政之間的常規博弈。這關乎一個政府是否已經迷失在求生存的鬥爭中，而在當前形勢下，加拿大迫切需要的，恰恰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的領導力。
國家需要領導力。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及其“贏家通吃”的全球化觀念將對我們的國家構成嚴峻考驗。我們應屈服於特朗普還是與之抗爭?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攸關國家的未來。而特朗普並非我們面臨的唯一挑戰。看看讓許多人感到絕望的生活成本危機，這場危機加深了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也為全球性的威脅民主的政治民粹主義創造了條件;看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搖搖欲墜的決心;看看我們的生產力滯後、搖搖欲墜的移民系統，以及一場遙遠的戰爭在國內引發的仇恨與分裂。挑戰接踵而至。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一位能夠達成共識的總理，或至少接近於此的領導者。一位能夠在內閣、黨團、國會、全國範圍內以及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調和不同觀點的領導人。杜魯多真的相信自己是合適的人選嗎?他甚至無法在忠誠的追隨者中建立共識，難道他不明白，他已經成為他聲稱自己要完成的工作的干擾因素了嗎?
當然，自由黨的領導人競選本身也將是一種分散注意力的因素，也會讓政府無法專注於最關鍵的事務。但至少，這場競選可能會讓各種觀點得到較量，重新聚焦黨派與國家的對話，關注公眾利益，而非自由黨內部的混亂不堪。這至少能為政府提供一個機會，實現目前杜魯多政府無法達到的戰略紀律與專注。
此外，隨着聯邦大選的臨近，這也是正確的選擇。民意調查顯示，杜魯多領導下的自由黨已“岌岌可危”。如果今天舉行大選，博勵治及其保守黨幾乎肯定會輕鬆獲勝，而他們的政策尚未被充分檢驗或質疑。我們需要一場不同願景之間的競爭，而不是對一個越來越不得人心的總理的公投。
杜魯多不必懷着羞恥離開。每一位政治人物都有“最佳賞味期”。在我們這個快節奏的時代，這個期限似乎變得越來越短。杜魯多曾帶領自由黨贏得三次大選，擔任總理九年之久。在許多人認為自由黨已死之時，他使這個黨派重獲新生。他的政府通過加拿大兒童福利金讓數百萬加拿大人擺脫貧困，奠定了急需的全國藥保和托兒計劃的基礎，在多年魯莽且令人羞愧的忽視之後，對氣候變化採取了實質性行動，並在疫情期間迅速果斷地幫助個人與企業渡過難關。
毫無疑問，杜魯多政府在許多方面也未能盡如人意。但他同樣也取得了許多值得驕傲的成就。如今，他每一天繼續執政，似乎都更在意自身的政治生存，而非國家利益，這些成就便會被玷污。為了他的政治遺產、他的黨派與國家，他應當選擇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