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指居”制度

2024年12月19日，邢燕军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在追思会上，他的家人拿着一张公安机关作出的撤案决定书进行宣读，上面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47岁的邢燕军曾担任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1月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办案人员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北京，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上述公司包括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左旗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新左旗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措施。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12月6日，新左旗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这意味着，邢燕军公司被抓的14人，集体被宣告无罪。此时，离邢燕军死亡已过去了247天。

邢燕军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指居”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监视居住制度本是刑事诉讼中较轻缓的强制措施，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当前恰逢《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法学界围绕“指居”制度展开了是改是废的讨论。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指居”规范体系，包括“指居”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嫌疑人“指居”期间会见律师的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

一处“指居”场所窗户处于封闭状态。图/视觉中国

被异化为“变相羁押”

“在长达6个月的‘指居’期间，我不能走出房间，窗户24小时处于封闭状态，也不允许看电视和看书。”孙晓凯（化名）这样讲述自己的“指居”生活。

在涉及邢燕军等人的案件中，孙晓凯系该案第二被告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立喜担任其辩护律师。马立喜回忆，他曾多次提交律师意见给办案机关，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指居”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司法实务当中，如果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即便需要继续侦查，在此情况下可将嫌疑人取保候审，而不是监视居住。

孙晓凯的经历并非少数，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新刑诉法实施调研项目数据报告（2015）》，调研项目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的法律实施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问题，即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

从立法本意看，“指居”其实并非一种羁押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旨在保障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而免于被逮捕进而被羁押，可是在实务中‘指居’的性质已被严重异化，沦为比看守所羁押更为不利的一种变相羁押，‘指居’地点往往成了与世隔绝的变相羁押场所，这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也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曾撰文回溯经历三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

张建伟说，那时的嫌疑人、被告人统称为“被告人”，从这一措施的适用看，监视居住是一种非羁押措施，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没有剥夺其人身自由。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首次将监视居住的“住处”分为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2012年再次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正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2018年，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后，规定适用“指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而需要监视居住的；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但在黑龙江省高院刑二庭原法官、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有的公安机关也会想法实现‘指居’目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他在江苏省某区办理一个案件，嫌疑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当地公安机关就将该案改变管辖到另外一个其没有固定住所的县，进而对其“指居”。20天后，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次日就将其解除“指居”，转回了原来的区。

“我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涉嫌为取得口供而改变管辖进而‘指居’。后来，检察院把‘指居’期间的口供从控方证据中撤出了，不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杨照东说。

杭州市警察协会特约研究员、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一级警长童晓辉具备公职律师和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表示，此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中“固定住处”的概念，实践中确实有分歧。比如某市直属分局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该直属分局驻地为A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B区有固定住处，若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是应该在其B区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还是因为其在A区没有固定住处而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某市直属分局受理案件的范围为全市，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有固定住处，应该在其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否则，存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问题。

正如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中“指居”不仅有被滥用的趋势，更面临着制度异化的问题，其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