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多於 2015 年靠着到處承諾，大肆宣揚“陽光之路”上任，10年後的2025年，最後在一片激烈的爭論中宣布辭職，加拿大《國家郵報》今天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採訪了8為分析師，對他執政時期的評價是兩個字：失敗。
下面是採訪8位專家對杜魯多執政近10年的看法：
一、薩斯喀徹溫大學教授：造成加拿大衰落
薩斯喀徹溫大學教授雷蒙德布萊克教授指，加拿大的政治領導層大多比較成熟，無論是自由黨和保守黨的總理都認為妥協和和解對國家福祉至關重要：這些品質是加拿大多元化和多樣性所特有的美德。
加拿大的總理們都具有適應性，關注公民認為重要的事情，並認識到何時需要解決某些問題。
杜魯多在這方面失敗了，他沒有理解國家政治項目需要多麼有偶然性。他很快就接受了他不喜歡的仇恨言論，將那些他不同意的人斥為“不可接受”。
他沒有理解，不文明的行為使他對多元化漠不關心，民主要求文明，破壞對穩定和民主都是一種威脅。他也不明白，明智的領導伴隨着優雅和仁慈;而杜魯多兩者都沒有。
也許他最大的失敗是顛覆了加拿大長期以來對種族多樣性的承諾，接納了如此多的移民，改變了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看法，而幾十年來，移民一直是加拿大人的驕傲。他不擇手段謀求私利，嚴重削弱了社會團結。
他留下的遺產可能是加拿大的衰落，威脅到加拿大是一個可以為所有人實現夢想的國家。我們將拭目以待，看看新領導人是否能夠激勵和啟發我們想要的加拿大，並恢復杜魯多執政期間被削弱的民族自豪感。
二、約克大學法學院教授：不粘鍋總理
約克大學Osgoode Hall 法學院教授Patricia I. McMahon說，杜魯多一直是一名不粘鍋總理(Teflon prime minister，指即使犯錯或做錯事也能避免批評並保持良好聲譽)。
出於各種原因，他在某些方面遭到厭惡，被嘲笑和嘲諷為僅僅是一名“戲劇老師”，但他以冷靜、安靜、穩健的方式領導着加拿大這個國家。
他珍視國家團結和漸進主義。他在聯邦權力範圍內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全民牙科保健、全民10元/天托兒服務，這些成就旨在改變加拿大人的生活，即使他們沒有達到標準或沒有達到預期。
加拿大人因其對疫情(及以後)的財政管理而受到批評，他們已經忘記了杜魯多政府迅速採取行動。杜魯多明白，這場疫情是一場獨特的危機，是百年不遇的緊急情況，需要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干預措施。
三、老杜魯多首席秘書：如果一無是處，必須狠狠教訓
小杜魯多父親的首席秘書托馬斯S阿克斯沃西博士(Thomas S. Axworthy)，杜魯多在 2015 年大選中以出色的表現開啟了他的領導生涯，帶領自由黨從第三位躍升至第一位。
但伴隨着這種良好表現而來的是頻繁的道德失誤和醜聞，導致許多內閣成員辭職，
他的支持率一落千丈，以至於到 2024 年 12 月，加拿大全國大部分地區，甚至他自己的自由黨都開始欣賞丘吉爾對領導人的建議：“如果他跌倒了，就必須支持他;如果他犯了錯誤，就必須掩蓋;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能肆意打擾他;但是，如果他一無是處，就必須狠狠地教訓他。”
四、女王大學教授：四大教訓
Queen’s女王大學教授Kathy L. Brock說，小杜魯多上任時承諾進行體制改革，為所有加拿大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杜魯多將“交付學”(deliverology”)引入政策制定過程，政策成果和計劃將與內閣目標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但是，這種強勢拉攏讓黨派擔憂滲入政策制定過程，通常的保護和檢查被削弱，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所以，毫不奇怪，這導致在杜魯多的管理下，聯邦政府不斷被合同醜聞、支出醜聞和道德困境等問題所困擾，這些問題現已公開。相反，“交付學”意味着聯邦政府可以在疫情期間迅速為加拿大人提供救濟。
杜魯多對參議院任命程序的改革以及他將參議員從黨團中剔除的決定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獨立參議員逐漸不再關注他們作為地區制衡國家政策的傳統角色。相反，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將自己的角色主要視為推動事業和社會問題，並在這樣做時表現出黨派傾向。
這種轉變導致加拿大西部和東部等地區失去了對抗加拿大中央政策偏見的重要手段。
從杜魯多的政治生涯中，我們可以學到四個重要的教訓，供未來的總理借鑑：
1、良好的意願是不夠的。
2、任何體制改革都要建立在對基本原則的牢固理解之上，而這些原則的制約對於制定良好的政策至關重要。
3、讓那些精明的資深顧問(通常是年長的)留在身邊，他們了解系統，知道如何做事。
4、為加拿大整個國家治理，而不僅僅是部分。
五、多倫多城市大學教授：全面失敗
多倫多城市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系教授帕特里斯杜蒂爾(Patrice Dutil)說，杜魯多將更多地因其抱負而非成就而被人們所銘記。
從積極的一面來看，他做出了真正的承諾，以提高女性在政治中的形象，並在原住民與州的和解方面採取重要措施。
但是，其他方面就全面失敗。
Brock教授稱，在杜魯多政府領導下，加拿大的經濟幾乎沒有增長，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努力也基本失敗。
他對政府外交政策的試行——既有膽怯的姿態，也有未能兌現的承諾——不會留下令人羨慕的典範或遺產。
從行政角度來看，杜魯多的管理方法被證明是失敗的。
聯邦政府大肆招聘，儘管應對疫情的成本巨大，但未能有效管理支出。
在內閣管理方面，杜魯多被證明是一個慘敗，許多高級部長辭職，隨後他們與杜魯多本人以及他的辦公室的關係一直很緊張。
最後，在選舉結果方面，杜魯多的記錄好壞參半。2015 年強勢席捲全加拿大，勝出大多數議席，結果在2019年和2021年都是少數派。
在接下來的六年裡，杜魯多依靠新民主黨NDP的支持。杜魯多無法在魁北克取得進展，票倉來自安大略省多倫多地區和加拿大大西洋地區的部分地區。
最後，杜魯多將因其矛盾的姿態和對國家的無能管理而被人們銘記。
六、前總理政策顧問：無法忍受
加拿大第17任總理John Turnerd政策顧問David Lockhart 稱：“哦，我們曾經多麼愛他。在哈珀政府的黑暗末日之後，這位充滿希望、理想主義的年輕領導人承諾了更美好的明天，他的道路陽光燦爛，言辭振奮人心。”
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杜魯多的國家之船上附滿了藤壺(barnacles)，而他卻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順應變化的風向。
但是，他的演講就像他回答記者提問一樣，越來越公式化：首先是“價值觀聲明”(表明他了解這個問題並且認為它很重要)，然後是一系列計劃(大概證明他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他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像戲劇老師一樣有節奏，帶着一種使徒書信作者難以比擬的確定性和莊重，傳達着令人痛苦的空洞言論。合理的政策在布道中迷失了方向。
這個我們曾經迫不及待想聽到他的話的人，變成了我們再也無法忍受觀看的政治家。
七、保守黨通訊主管：中產陷困境
國家郵報也採訪了前保守黨領袖 Erin O’Toole通訊主管Melanie Paradis，杜魯多的辭職標誌着加拿大政治最兩極分化時代之一的結束。他以“陽光之路”的承諾上台，但他的領導讓加拿大人更加憤怒、更加分裂，對我們的機構也失去了信心。
杜魯多不斷挑撥加拿大人互相對抗，利用斷層線來獲取政治利益。
他願意將美國式的文化戰爭引入加拿大，這煽動了身份政治的火焰，並將異議視為不可接受。杜魯多對這種方法的接受使加拿大人兩極分化，疏遠了大批感到被屈尊俯就或被忽視的選民。
杜魯多開創的新的超黨派主義將困擾加拿大，需要幾十年才能解開。
杜魯多自詡為進步主義的捍衛者，但在他的領導下，經濟不平等加劇，住房變得難以負擔，加拿大的中產階級陷入困境。
隨着他的離去，進步主義的表演時代結束了。覺醒主義的餘燼正在消退，這是分裂和分心時期故事的一個註腳。
八、前總理通訊主管
斯科特里德是一名政治分析家和評論員，曾擔任加拿大總理保羅馬丁的通訊主管，他稱杜魯多面臨着非常現實的無常風險。
他的標誌性政策抱負似乎即將逆轉，他將氣候，更具體地說是消費者碳稅置於聯邦政策制定的中心。
杜魯多是加拿大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政治人物，我們的第一位王儲總理，名人總理，第一位“品牌”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