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兼学者John Rapley在《环球邮报》发布专栏文章：的经济记录并不比其他西方领导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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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多在最黑暗的阴云下卸任： 支持率极差、政府陷入内战、人均经济崩溃、深陷住房危机、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实际收入下降。
但在评估杜鲁多的经济遗产时，他或许应该被宽容一些——并不是因为他的记录很好，而是因为他的记录并不比当时其他西方领导人差多少，实际上比一些领导人要好。
杜鲁多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有些事情做对了，但他的许多失误几乎影响了过去几年里所有主要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英国任期最短的首相利兹·特拉斯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也没有像近几任韩国和美国总统那样试图通过政变来继续执政。
住房危机是加拿大政府的疏忽而非过失——加拿大政府没有造成住房危机，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住房危机。对于这一代人的失败，人们责无旁贷：加拿大央行对其宽松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影响的漠视、邻避主义在该国市政政治中的根深蒂固的势力、房地产游说团体在某些省级政府中的强大势力。联邦政府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它本可以做得更多，包括在廉价货币时代借款来增加该国的住房存量。等到政府最终认真起来时，已经太晚了。
至于政府的错误移民政策（与住房危机同时发生），这可以说是好意铺就的地狱之路。为在加拿大攻读高等教育的外国人提供快速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基本原则是好的——这是让加拿大保持创新前沿的廉价方式。不幸的是，它的设计缺陷使其容易被滥用，而利用它为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策略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
它预见到了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包括能源转型和中国在新兴产业产能的非凡转型，并试图做出回应。但它的政策似乎不全面——就好像它在尝试拜登式的产业政策，但信心不足。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该国通过补贴汽车厂来发展电动汽车行业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
然而，对这些主要问题失败的关注忽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成就。近年来，加拿大以典型的方式——也就是说，没有大张旗鼓——成为能源初创企业的世界领导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和公司创建规模上实际上超过了美国。
与此同时，加拿大的碳税在构思之初被视为新型政策中的佼佼者。退税未能获得支持这一事实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意外，但目前尚不清楚还有什么更好的替代方案。
加拿大的财政赤字在经合组织中属于较好水平，该国税收占 GDP 的比例仍处于七国集团的中游水平，其养老金计划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养老金计划之一，其国家债务在七国集团中处于较好水平。并不是说加拿大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都很好；只是它并不比任何发达国家差，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要好。
事实是，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结构性问题，选民们将此归咎于政府，但事实上，这是其历史地位的必然结果：它们都处于帝国生命周期的衰落阶段，面临着随之而来的艰难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