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標榜自身奉行“價值觀外交”的加拿大，近日上演了教科書式的“價值觀混亂外交”。在美國“希望”加拿大成為其第51個州的聲音不絕於耳、對加關稅威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背景下，加拿大13個省和地區的省長日前組團赴華盛頓開展遊說工作。
但此行最受關注的點不在於美加關係，而是他們大打“中國牌”，寄希望於將中國描繪成“共同的經濟敵人”來換取美國的網開一面。
可謂是，用自以為是的政治投機主義將外交“天真症”體現得淋漓盡致。
當前加拿大面臨的外部壓力無需多言，再加上國內處於看守政府、大選將至的特殊情況，加“省長團”的華盛頓之行實質上是挺無奈的。但是集體用“中國牌”作為對美妥協的主要策略，想通過迎合美國國內一部分人的反華偏好來換取憐憫，也讓我們看到了一些加拿大政客的政治品格和眼界。
短期的選舉利益與長期的戰略自主，一時的遊說空間與國家間交往的基本原則和外交尊嚴，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將加拿大帶入了更深的國家發展與外交迷途中。
加“省長團”此行向華盛頓傳遞的核心信息無外乎一個：只要美國繼續與加拿大合作，加拿大願作對抗中國的“先鋒”。不得不說，渥太華既把自己看得太低，又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些。有人將當下美國的外交風格稱為“新門羅主義”或“新傑克遜主義”，其核心要義在於將“美國優先”推向極致，不僅奉行“交易即正義”的叢林法則，而且將控制周邊國家作為對外政策中心。歷史上加拿大曾飽受傑克遜主義之苦，對其中的利害與冷暖，理應是比別人擁有更理性、更透徹的體會和認知，現在表現出的“天真症”着實也讓人大跌眼鏡。這些加拿大政客妄圖把自身對華關係作為砝碼放在美加交易的天平上獲益，殊不知真上了秤，加拿大這個砝碼有多少斤兩，華盛頓的出價恐怕會讓渥太華失望。
通過政治獻媚換取特殊待遇，加拿大的政客們這些年一直在錯誤地重複這套邏輯，現在還想繼續錯下去。為取悅美國而在華為5G問題上反覆搖擺，導致加拿大科技轉型滯後;在“印太戰略”中盲目跟隨遏華路線，成為亞洲國家眼中的“攪局者”;孟晚舟事件、單方面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征100%關稅，都是為給美國遞“投名狀”而嚴重傷害了中加關係。如今又以“中國牌”乞憐於美國，更加坐實了其缺乏戰略自主的弱者姿態。這些年加拿大的國際形象和信譽大有折損，與其外交政策的短視與投機密不可分。
作為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加拿大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穩定的經濟環境，原本有能力在國際舞台上奉行更加獨立的外交政策。從參與調停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皮爾遜，到推動《渥太華禁雷公約》的克雷蒂安，歷代加拿大政治家不乏致力於在多邊框架內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例子。而今，加拿大政客表現出的甘願淪為美國地緣政治博弈馬前卒的姿態，是在親手拆解自己的國際形象。
加拿大此次“組團求饒”最惡劣的影響在於，自身飽受單邊主義之苦的同時，又希望成為單邊主義的打手來投機獲益。加方總愛聲稱“反對經濟脅迫”，卻對華肆無忌憚地污名化、標籤化，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將產業競爭安全化，加方這種雙重標準實質上正在讓它成為破壞全球貿易秩序的幫凶，不斷瓦解多邊貿易體系的根基。幻想通過犧牲與中國的關係來獲取利益，實則是一步步把自己的路走窄。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加之間也有着深厚的貿易基礎，與中國合作符合加拿大的國家利益。而將中國視為“經濟敵人”，則不僅無法解決加拿大眼下的問題，反而會讓加拿大在國際舞台上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
加拿大該往何處去，沒人能給它答案。但歷史反覆證明：將外交政策建立在對強權的幻想之上，終將付出慘痛代價。加拿大的出路不在於華盛頓的會議室，而在渥太華的戰略覺醒。首先必須停止將中國議題工具化，以客觀理性態度看待兩國之間在廣泛議題上的共同利益，回歸理性務實的外交道路，在促進多邊合作、維護公平貿易中尋找真正的國家利益，而非沉迷於從大國地緣政治對抗中獲益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