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訊】2025年1月26日，霍格（Marie-Josee Hogue）專員發布了《外國干涉公共調查》（PIFI）的最終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特別是在華裔加拿大社區。這份報告恰好發布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威脅對加拿大發動經濟戰的幾天後。外國干涉委員會調查並評估了中國、俄羅斯及其他外國勢力在2019年和2021年聯邦大選中的干涉情況，涵蓋國家層面及選區層面，包括對高級決策者的信息傳遞，以及聯邦機構檢測、遏制和應對此類干涉的能力。
圖為霍格（Marie-Josee Hogue）專員
為期16個月的調查聽取了情報和安全機構、政府公務員、政治人物和官員的證詞，並舉行了公開聽證會，以調查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並解決外國干涉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該調查總費用超過900萬加元。然而，最終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這兩次大選受到的外國干涉並不顯著。
政府層面回應“外國干涉”官僚機構浮出水面
PIFI調查的一個明確成果是暴露了回應”外國干涉“龐大的聯邦官僚機構。共有23個聯邦機構參與應對政府部門、機構、流程以及副部長委員會中的外國干涉問題，同時還有加拿大首席選舉官辦公室和加拿大選舉局（Elections Canada）。此外，還有4個監督機構，比如國家安全與情報國會委員會（NSICOP）。
PIFI並未說明到底有多少人受僱於這一龐大的外國干涉調查體系。然而，如果這一體系的任務是“發現”外國干涉，那麼調查和尋找干涉行為的努力似乎可能無止境地擴大。
最終報告背後證詞的審視
在報告中產生了重大影響。未經證實的陳述——從一種據稱能夠僅憑社區活動參與來識別外國代理人的公式，到來自某社區關注小組的匿名證詞——都被用來將華人組織描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理人。報告引用了一些精選的例子，如博物館開幕上的爭議以及一個旨在壓制政治辯論的爭議案件，這些都沒有證據支持，而是依賴於道聽途說、暗示和刻板印象的警告。一個例子是，任何在中國語言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上表達政治意見的人，都被懷疑與中國有關。最近（2月7日）的恐慌是由選舉安全與情報威脅工作組（SITE）發布的未經證實的報告，該工作組設立的目的是監控外國干預選舉，報告稱微信平台上對自由黨領導人候選人克里斯蒂亞‧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發起了一場“惡意”運動，並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繫。PIFI報告使媒體和議會委員會可以在沒有提供證據的情況下自由行動。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尤其令人擔憂，因為在當前一項新的法律（C70）下，任何被標記為外國代理人都有終身監禁的危險，這種情況讓人想起了麥卡錫主義的手段，危及開放的政治言論並削弱了社區的信任。
政治機會主義及對公眾情緒的操控
這些現象都由機會主義的共同線索串聯在一起，必須強調這一反覆出現的模式，並追究公眾人物的責任。因為他們應當為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他們的行為對普通市民產生深遠影響。
在報告中，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新民主黨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根據她的個人觀點聲稱自己被排除在社區活動之外。她暗示，加拿大華人組織應該與她的主流敘事保持一致，否則就有可能被指控為外國干涉。她甚至提出了自己用來識別外國代理人的公式，暗示那些曾經歡迎她但現在停止接納她的組織，很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理人。例如，她指出，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在2023年7月的開幕式上沒有邀請她上台發言，作為這種干涉的證據。然而，一位華人加拿大籍的參議員表示他也參加了該活動，也沒有被邀請講話。他強調政治人物並沒有天生的權利被邀請參加社區活動，不應該因個人怨恨而把組織者標記為外國代理人。
匿名證詞，未宣誓且未經過交叉審問的證詞卻被視為真相
來自““加拿大人華人關注小組（關注中共人權侵犯）”的證詞，支持了報告中關於（中國）干涉和在社區中“跨國壓制”的許多結論。盡管報告承認這些證人匿名作證，既沒有宣誓，也沒有接受交叉審問 （可是還是以此為結論的依據）。報告的許多內容（依據）是基於道聽途說、政治觀點和暗示，而非確鑿的證據。該小組從PIFI獲得了503,375.22加元的資助進行作證，並與調查合作，甚至在其2025年1月30日的聲明中為《最終PIFI報告》自豪地表示：“我們很高興我們的15項建議已全部或部分被採納，這些建議重點關注媒體、社交媒體監管、教育、政府與僑民社區的互動、選舉誠信、政府的外國干涉戰略、打擊虛假信息、提高情報透明度和國家安全措施。”該小組與調查委員會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相似性是顯而易見。
調查專員對莊文浩（Michael Chong）的討論——他被認為未來可能成為總理博勵治（Poilievre）領導下的外交部長人選——同樣缺乏事實支持，而是依賴刻板印象和毫無根據的說法，例如“你的家人處於危險之中”，盡管莊在中國內地或香港並無直系親屬。
報告以趙錦榮（Kenneth Chiu）的案例來證明所謂的中國干涉，卻未提及參議員胡元豹（Yuen Pau Woo）提交的反駁趙言論的文件。這是對加拿大華人（CC）基於政治分歧進行公開政治辯論的權利的攻擊，也是對華人媒體反駁政客政治觀點和行動 權利的侵犯。PIFI 專員使用趙錦榮的案例實際上是對公開政治辯論的扼殺，同時也是對擁有逾百萬加拿大華人用戶的中國社交媒體微信的打壓。
正如胡參議員所警告的，這些例子若非影響深遠，幾乎會顯得可笑。按照現行法律，如果有人被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簽，就可能面臨終身監禁，而“涉外政治活動”或“與外國實體有聯繫”的定義可以是：參加外國使館舉辦的活動、與外國官員會面、持有相似觀點，或與某些與祖籍國有聯繫的組織保持關係。在外國干涉調查聽證會上，包括溫哥華知名人權活動家在內的證人 無證據地指控華人社區領袖是“外國代理人”，似乎是想讓這些領袖依據C-70法案（“反外國干涉”法）被起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新任司法部長帕姆‧邦迪（Pam Bondi）已終止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的刑事執行，而（加拿大的）C-70正是以此為藍本制定的。 許多共和黨人曾強烈反對FARA，因為該法案曾被用於指控特朗普的支持者，例如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這凸顯了此類外國干涉法的工具性本質，即它可以被用來逮捕和監禁政治對手。這與李唐（Henry Liang）案件形成鮮明對比。李唐是一名波士頓酒店工人兼工會活動家，因主張中美和平關係而在2023年被指控違反FARA成為中國代理人。然而，經過六天的審判，2024年2月10日，波士頓法院判定李唐無罪。
外國干涉恐慌對華裔加拿大人權利的打壓、恐嚇及影響
PIFI報告完全忽視了國家層面的鎮壓如何破壞加拿大華人社區的民主權利，這一點在滿地可華人服務中心（Service a la famille chinoise du Grand Montreal）及其姐妹組織南岸華人服務中心（Centre Sino-Quebec）的案例中尤為明顯。2023年3月，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依據一家西班牙非政府組織的情報，向媒體宣布正在調查這些組織涉嫌秘密運營“中國警察站”。然而，至今未有任何指控提出，RCMP也未能說明到底什麼才構成“秘密警察站”。
此案對社區的打擊極為沉重：政府資金因媒體報道而迅速被削減，導致諸多關鍵社區服務，如新移民法語教學、法律與就業咨詢、長者娛樂活動和青年實習計劃大幅減少。去年春天，這些污名化指控還導致租戶流失，使銀行拒絕續簽社區中心(前文化宮)的貸款。為了維持運營，董事會成員不得不以個人資產作抵押獲得延期貸款。2024年3月，這些機構對RCMP提起誹謗訴訟，但至今未得到任何答覆。
PIFI報告中唯一提及“中國警察站”的內容是，RCMP採取了“干預措施”。例如，2024年7月，一輛巨型巴士被停放在唐人街核心地帶，隨後一組警員挨家挨戶上門，擾亂商家和居民，社區人士因警方的壓迫性存在而不敢發聲。
面對這場日益嚴重的危機，華人服務中心執行董事李西西（Xixi Li）和其董事會主席張嘉琪（Carole Cheung）於2024年3月正式對RCMP提起誹謗訴訟。張嘉琪表示：“RCMP的行動已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這令人遺憾。” 然而，RCMP已兩次向法院申請延遲答辯——先是九個月，又額外拖延了四個月。如果不再延期，RCMP預計將在五月作出回應。
與此同時，PIFI報告還做出一系列空泛、未經證實的指控，聲稱中國是加拿大民主機構遭受外國干涉的“最活躍肇事者”，並將加拿大列為“高度優先目標”。但這一結論毫無事實依據，也不符合邏輯。報告依賴道聽途說和含沙射影，聲稱中國利用加拿大華人社區作為“打壓”手段，進而對整個社區成員投下陰影。此外，報告隨意地宣稱中國試圖控制僑民、塑造國際輿論、影響加拿大政界人士，這不僅模糊了合法國家安全關切與種族歧視性恐嚇之間的界限，還助長了對加拿大華人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
種族偏見與系統性歧視如何影響政策
百年前的《排華法案》雖已成為歷史，但今天，一種新的排斥形式正在形成。
這種形式並不直接針對所有加拿大華人，而是將華人劃分為“好華人”和“壞華人”。所謂的“壞華人”是指那些對中國政府抱有同情態度，或與某些被西方視為“敵對勢力”的組織有所聯繫的人。這些人被迫感受到自己“不屬於這裡”。
傳統的反種族主義組織和人權機構未能意識到這一潛在威脅，甚至在很多情況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合理化了對這些個人權利的壓制。這種基於政治立場或對中國政府的關聯來區分“可接受的華人”和“不忠的華人”的做法，正在成為一種常態。外國干涉話語的武器化，已在社會上引發對加拿大華人的懷疑和排斥，許多受害者僅因立場不同或對“中國威脅論”的懷疑，就遭受職業和經濟上的打擊。
歸根結底，這不僅僅是行政管理的過度擴張，而是一場有組織的國家壓迫行動，利用恐嚇手段打擊加拿大華人的民主權利。PIFI報告裡毫無依據的指控，及其對華人社區中心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災難，凸顯了對整個華人群體基本權利的嚴重侵犯。
PIFI報告的51項建議中，竟無一項涉及系統性種族主義、種族定性或情報誤導帶來的排斥性問題。這不僅反映出加拿大政府對中國的敵對態度，更暴露了長期以來加拿大社會對華人群體的偏見與制度性歧視。更值得注意的是，PIFI調查委員會中竟無一名加拿大華人代表，進一步印證了這一制度偏見的存在。
系統性偏見如何影響政策
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進一步受到外部壓力、群體思維以及國內政策的強化，並已經滲透到住房可負擔性、學校招生和社會凝聚力等問題上。盡管替罪羊現象是許多有色少數族裔面臨的挑戰，但加拿大華人因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而受到影響更深。PIFI（外國干涉公眾調查）報告正是這種趨勢的體現。與此同時，圍繞所謂外國干涉的恐慌為《C-70法案》等嚴厲措施鋪平了道路，該法案可用於壓制、污名化、恐嚇，甚至監禁那些持有可能與外國政府立場相似觀點的加拿大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法律可能會讓與原籍國有聯繫的移民對參與加拿大民主進程望而卻步——而這或許正是其本意。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反映在其對加拿大華人的態度上。19世紀的“黃禍”思維促成了人頭稅和《排華法案》的出台，當時的中國被西方視為“東亞病夫”。如今，中國在全球經濟中崛起，挑戰西方的主導地位。當年的“黃禍”恐慌（對中國威脅西方或白人霸權的恐懼）演變成了當今的“中國威脅論”和所謂的中國干涉。這種思維方式導致對加拿大華人的恐懼和歧視，特別是那些不接受PIFI報告所界定的主流敘事的人。
重新思考加拿大的外國干涉敘事
外國干涉公眾調查報告基本上回避了美國主導的錯誤信息所起的重要作用。雖然霍格專員警告說虛假信息是加拿大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她卻忽略了美國或許才是最具影響力的錯誤信息來源。該報告聲稱，只要消除來自中國、俄羅斯、印度和伊朗（均為金磚國家）的虛假信息，加拿大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然而，這一敘述極具誤導性。
聯邦參議員胡元豹發表演講
2025年2月2日，在溫哥華大中華文化中心發表演講時，聯邦參議員胡元豹批評了這種狹隘的視角，並指出許多加拿大輿論領袖被意識形態和過時的偏見所蒙蔽。他表示，盡管外界宣稱自1970年代以來加中關係“特殊友好”，但加拿大社會對中國的妖魔化傾向依然根深蒂固。誠然，中國當前面臨經濟和社會挑戰，但加拿大在PIFI的指導下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胡參議員更直言不諱地表示，將中國描繪為加拿大的生存威脅純屬荒謬。
此外，他警告說，加拿大正面臨日益增長的壓力，被迫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與美國保持一致——這涉及外國影響力、間諜活動、網絡犯罪、知識產權盜竊以及敏感研究合作等方面。這種壓力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加拿大的政策決策。胡參議員認為，加拿大領導人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才能在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中保持平衡，而不至於歧視本國公民或侵犯他們的權利。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加拿大華人，尤其是與中國有聯繫的人，可能會成為政策的替罪羊——這一現象與當年《排華法案》的出台頗為相似，該法案正是建立在1885年《華人移民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基礎之上。不幸的是，這類措施可能會在公眾中獲得廣泛支持，因為許多加拿大人已經接受了“中國威脅論”的敘述。盡管並非所有持這種觀點的人都具有種族主義傾向，但當前的社會氛圍無疑為種族偏見的滋生提供了沃土。為了減少這種危害，胡參議員呼籲提高社區意識，加強團結合作。
結束語
在2月2日的演講中，胡參議員表示：
“我們必須抵制這種新形式的排華現象。為了捍衛我們的權利和自由，我打算成立一個組織——暫定名為‘加拿大華人的權利與自由’（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anadians），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可以獨自抗爭的鬥爭。我向所有加拿大華人發出最後的呼籲：我們絕不能讓偏見或意識形態決定誰才是‘合格的’加拿大華人……我們必須團結，而不是因分裂而削弱我們的整體力量。
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社區中心所經歷的磨難，例如滿城華人服務中心（Chinese Family Services），她們因毫無根據的指控和經濟困境遭受重創。這些中心之所以能夠堅持下去，是因為社區成員團結一致，攜手相助。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正是對我們的號召——團結在一起，相互支持，共同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抵制任何形式的排斥。”
滿城華人服務中心（Chinese Family Services of Greater Montreal）董事會主席張嘉露（Carole Cheung）也發表了最終感言：
“聯邦騎警（RCMP）的行動給我們的社區帶來了近兩年的苦難，使我們失去了許多基本服務。這意味著我們在唐人街和寶樂莎（Brossard）的法語課程不覆存在；我們對弱勢老年人和遭受家庭暴力女性的支持大幅減少；我們對新移民的接待和服務能力受限；我們也失去了關鍵的就業研究援助。自調查開始以來，我們一直積極配合RCMP，並敦促他們投入必要的資源，以盡快完成調查，停止對我們社區社會服務的破壞。”
作者介紹：
李樺樺（Wawa Li）是一位跨學科的藝術家兼研究者，就讀於康考迪亞大學，專攻數字藝術與去殖民人類學。她的研究核心圍繞抵抗運動的文學以及藝術作為解放的技術。自2021年以來，她一直是滿地可華埠圓桌會議下屬住房權利委員會的積極成員，並於2023年在康考迪亞大學的原住民未來研究中心擔任人工智能研究助理。此外，她還是一位家庭長輩和楊式太極拳的學徒。她曾在PIFI 公聽會上作證，但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謝景煒 （William Ging Wee Dere）是一位紀錄片導演，也是《在加拿大做華人：身份認同、平反與歸屬的鬥爭》（Douglas & McIntyre, 2019）一書的作者，該書榮獲2020年藍色大都會/滿地可藝術委員會多元化獎。他是為期二十年的華人頭稅與排華法案平反運動的主要活動家之一。
編譯：加中友誼促進會 朱九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