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剛剛落幕,但圍繞本屆奧斯卡獲獎電影的爭議仍未消散。
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過去幾年間,奧斯卡評獎正在走下坡路已然從一種少部分影迷的不安猜測,逐步成為人盡皆知的事實。但像今年這樣僅憑電影簡介就能給觀眾造成精神震撼的情況,確實還是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在2025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十部提名作品中,有六部影片在宣發過程中主動或被動地打出了女性主義的大旗。比如,講述女性性工作者幻想通過和男富二代婚姻來實現階級跨越,最終被現實迎頭痛擊的《阿諾拉》;比如,講述兩位女巫從學生時代開始相互幫助、背叛自我,並終締結偉大友誼的《魔法壞女巫》;再比如,講述曾經風光無兩的女藝人被社會年齡歧視心生焦慮,使用高科技創造年輕的自己,最終走向毀滅的《某種物質》。
電影自誕生至今一直陷在兩難的境地中,在工業化的商品和風格化的藝術之間艱難地維持著平衡。如今的導演們非常樂得將俗套的故事架構捆綁進混亂的性別敘事,搖身一變,即成就影評人口中女性主義的先鋒。新瓶裝舊酒,究竟是創作者靈光一現的顛覆式解構,還是被精致掩蓋的投機取巧的懶惰,恐怕只能自由心證。
在本次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作品中,僅通過閱讀簡介就令人頭皮發麻的莫過於《艾米莉亞·佩雷斯》。它以多項提名領跑本屆奧斯卡,最終雖只斬獲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樂,但此前在戛納電影節上貢獻四位演員同台領取最佳女主角的名場面,足夠讓人印象深刻。

佐伊·索爾達娜獲得本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滾石》雜志
本片講述一名墨西哥毒梟在功成名就的四十歲萌生了退隱江湖的念頭,他決定實現自己打兒時起就有的夢想,通過變性手術成為一個女人。為此,他不惜拋妻棄子,聘請一位業務能力彪悍的女律師幫自己打理好一切,並改名艾米莉亞·佩雷斯。
然而,她在風靜地度過四年生活後,對親情的渴望讓她以一位自己已逝遠親的身份,接回了在瑞士生活的妻子和孩子,並隱瞞一切和她們居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她的妻子決定和情人結婚並帶走兩個孩子,惹惱了艾米莉亞·佩雷斯,因此發生了激烈沖突。
最終,在和情人綁架並折磨艾米莉亞·佩雷斯的過程中,妻子發現了“她”是自己丈夫的真實身份,幡然醒悟並舉槍指向正在開車的情人。幾聲槍響過後,載著三人的汽車沖下山崖摔成了一朵絢爛的火花。電影的結尾,被艾米莉亞·佩雷斯幫助過的人們走上街頭舉著她的塑像,一起歌唱並讚美她的付出。
歌舞片、墨西哥毒梟、變性、同性戀,元素豐富得僅憑幾個關鍵字就能看穿創作者劍指各大電影評獎的野心。從這點來看,國內的部分影人,在如何揣摩、拆解流行命題以最大限度討好西方評審上,仍然落後了至少一點五個版本。
當他們依舊延續中國第五代導演的精神指導綱領,將鏡頭對準上世紀90年代鄉村,以展現面對世界先進文化沖擊而無措、木訥甚至抗拒的典型“國民”時,來自歐洲的創作者們已經毫無心理負擔地把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借用奇觀化的符號,毫不避諱地將自己所處社會中的魔幻亂象轉嫁到還在為生計苦苦掙紮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身上。

《艾米莉亞·佩雷斯》的電影海報
區別在於,中國第五代導演的迎合更像是一種無意識的集體行為,來自世紀之交國門大開爆發的思潮碰撞,背後折射出的是一代中國影人揮之不去的焦慮和茫然。
此時的好萊塢正沈浸在蘇聯解體後的自我療愈中,它再一次借由敵人的死亡肯定了自身存在的正義性,溫情脈脈的緬懷著永遠回不去的黃金時代。湯姆·漢克斯剛因在《費城故事》中出演一名身染艾滋病的同性戀律師獲得奧斯卡影帝,轉年就又在《阿甘正傳》中出演絕對“老保”的阿拉巴馬男孩阿甘而再度奪魁。

湯姆·漢克斯在《費城故事》中飾演一位身患艾滋的同性戀律師
在承載政治意義對大眾進行教化上,一年一度的奧斯卡頒獎典禮顯然很具有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奧斯卡把最佳影片頒發給抗擊納粹的《忠勇之家》和《卡薩布蘭卡》;《巴頓將軍》在越南戰爭中期拔得頭籌,而以反戰思想為底色的《獵鹿人》在美國完成越南撤軍三年後才獲得最佳影片的殊榮;進入21世紀後,美國在中東大施拳腳,焦灼的境遇中,《拆彈部隊》和《逃離德黑蘭》應運而生。
奧斯卡的評獎標準時刻反映當下美國主流民意的走向,在過去幾十年間評出的最佳影片,多以中產階級的生活和審美旨趣為主,如《美國麗人》的內核是普通中產家庭的困境,因而所反映出的思潮大都趨向於保守,或有限度的開放(讓渡部分權利的宣誓,以獲取更廣泛的認同),視聽語言上的通俗易懂和創作者自我表達的淺嘗輒止成為一種標準化的常態。
因此,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先鋒性上總是略輸歐洲各大電影節一籌,保守的宗教屬性加成使得美國社會乃至影視作品的審美天然就更加保守——當然,這是在過去。最近十年間,雙方趨同的態勢越來越明顯。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會穩定性的消失、意識形態的撕裂、電影工業的衰落、網絡自媒體的沖擊等。
以最近三屆的最佳影片為例,94屆獲獎影片《健聽女孩》講述了一個聾啞人家庭女孩在成長過程中逐漸與家人、自己和解的故事,95屆的獲獎影片《瞬息全宇宙》講述的是一個母親歷經多元宇宙的冒險,最終和女兒和解拯救家庭的故事,96屆的獲獎影片《奧本海默》講述的是美國原子彈之父主持創造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故事。
拋去影片中紛繁覆雜的身份政治這一時尚單品,如邊緣人士、聽障、原生家庭、同性戀、政治迫害,這些作品最終落腳呼喚的仍然是傳統家庭結構的回歸(包裝在理解和共情之下)和對悲情英雄的尊崇。
從這點來看,奧斯卡的評議始終是美式主旋律的,當下風行各種所謂的邊少數派、跨性別、女權主義並不能作為影片創作主旨,而是淪落為流媒體時代營銷唾手可得的廉價裝飾物。如同高考命題作文,開篇起手先墊上幾句生僻的古今中外名人名言,結尾前別忘了再帶上提前擬好的超長排比。
可以斷言,《愛麗米亞·佩雷斯》是一部沖獎專用的命題電影,在墨西哥毒梟、變性、同性戀等刺激眼球的關鍵詞下,潛伏的仍然是一個老掉牙的家庭倫理故事,追求個人解放的出走最終仍為家庭角色的回歸讓路,背離主流秩序的結局再絢爛也只能一死,至於那些性別流動的差異化展示,不過是同性戀人肌膚相親的一筆帶過。
《末路狂花》中拒絕社會主流規訓的路易斯和塞爾瑪以肆意灑脫的姿態奔向死亡,場面震撼非凡;而在《艾米莉亞·佩雷斯》中,同樣的畫面仿佛一出鬧劇總算是勉強收了尾。

惡評如潮的《艾米莉亞·佩雷斯》預告片評論區
“刻奇”一詞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該片在油管評論區招致諸多西班牙語的批評和謾罵。憤怒的墨西哥人認為這部通篇操著蹩腳西班牙語的歌舞電影是對墨西哥文化的無恥挪用,集中展示了西方作者對於他國傲慢無底線的貶損和嘲笑。
關於這點,導演本人並不避諱,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時坦言自己在拍攝這部電影前不了解墨西哥,也不懂西班牙語,但他還是選擇了將劇本的語言設計成西班牙語,只是因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窮人和移民”所使用的語言。
對於一個法國導演聘用美國演員拍攝的發生在墨西哥的故事,的確不能抱有任何希望,其根源在於該片的故事背景——墨西哥的設定不是基於情節發生的現實,而是對當下美國社會中過分隨意的性別轉換的安全隱喻。
雖是隱喻,但支撐起其在社會議題討論中占據優先度的,是一種被無限上升的政治狂熱。劇情前半段,女律師在全世界到處飛、幫毒梟甄選合適的整形醫生期間,與一名以色列大夫發生了以下對話:
醫生:“女士,你知道我只能改變身體、皮膚、骨科,但我改變不了靈魂。如果他的靈魂是他,那麽變性後她還是他。如果他的靈魂是她,那麽變性後她就是她。如果他是狼,那麽變性後她還是狼。如果他是狼,你會羊入狼口。女士,我從24歲開始就當醫生了,我鬥爭改變,但我阻止不了戰爭。我的門通向不了上帝。女士,請你告訴神秘先生,與其做手術,不如改變身份證。”
女律師:“醫生,我知道你做了很多研究。醫生,但我必須說我不同意。改變身體就是改變社會,改變社會就是改變靈魂,改變靈魂就是改變社會,改變社會就是改變一切。醫生,你最好信任我的神秘先生,如果你看到他展示給我的東西,你就會成為更好的人。醫生,你不知道當女王是什麽感覺,當你生來為奮鬥,社會卻培養你殺戮,那你最好盡情而活,不然就去死。女士們先生們,還有處在中間的所有人,以及還未存在過的人,我永遠不會讓你們失望。醫生,我從24歲開始就當律師了,我不想解釋我的行為,我不會認錯。醫生,我不是來這里浪費你的時間,變性不是托詞,你最好改變你的想法。”
這段對話中,醫生的台詞道出了所有涉及性別轉化話題的關鍵。性別轉換,本身就緊密關切著一個人類哲學的終極提問:我是誰。而女律師的回答,和相關討論中最為淺薄那一派的托詞高度重合,重覆著空洞口號,從個人的改變上升到社會的變革,卻無法直面問題的核心:如果一個人是什麽樣的人由自己的內心所決定,那麽固執地追求形象外在符合社會主流規定的性別形態,到底是一種解放還是屈服?
對身體建構或者解構的討論,不應只流於“能不能”“該不該”,單純地迎合社會流量的路徑,又或者被人為利用當做“你死我活”的理論遊戲。目前市面上很多打著“女性主義”電影仍在自覺遵循這種“身體-靈魂”的二元對立。
在《艾米莉亞·佩雷斯》中,以色列醫生接受了女律師的邀約前往墨西哥和毒梟會面。面對人生唯一一次的改變機會,毒梟潸然淚下,他動情地跟醫生說,我打小就想成為女人,從可以思考開始,但墨西哥的環境不允許,那太困難了,我別無選擇。
這段話翻譯一下就是:男性,當毒販,這不是我要的;女性,當企業家+公益人士,這是我要的。我是後者,而非前者,盡管在我當毒販的日子里殺人無數,掠奪錢財,但只要是我不想要的,那我便無需為此承擔任何的罪責,且心生懺悔。
《艾米莉亞·佩雷斯》的港台譯名為《毒王女人夢》,聽上去像奇情片的風格,然而創作者對世界,對人類的扁平理解,使得這部影片的溫情表達撒發著一股發酵過後的口水味。自我意識的覺醒被性別議題擠占了全部的討論空間,似乎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邪惡和善良,都刻在人體外顯的性狀中,它就像個按鈕,通過生殖器連接著人類的靈魂。

負面新聞纏身的主演卡拉·索菲婭·加斯科恩 澎湃新聞
而發生在這部影片之外的故事,遠比影片本身更具有討論的現實意義。出演女主角艾米莉亞·佩雷斯的演員卡拉·索菲婭·加斯科恩是一位跨性別演員,在她已經清空的社交賬號中曾充斥著大量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乃至宗教仇恨的言論,事情曝光後,網飛和導演在頒獎季都刻意同她保持了距離。
瞧,在美國好萊塢,作為某種政治免死金牌的邊緣人標簽,也是分三六九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