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加拿大華裔人口持續增長，已經成爲國家多元文化版圖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在人口和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華人群體在政治領域的能見度卻未能同步上升。 更令人憂慮的是，随着中美對立加劇以及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延伸，加拿大華人群體内部的地緣認同與政治分歧日益尖銳，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移民之間的分歧，正悄然影響華裔整體在加國社會中的形象與地位。
在一個民主制度下，參政不僅是個體權利，更是群體權益的保障。 對加拿大華人而言，積極參與政治可以推動公共政策更加反映社區的聲音，抵禦種族歧視，也有助于塑造更正面的族群形象。 然而，目前華裔在國會、省議會及市政層面的代表人數仍遠低于其人口比例，而且大多數政治人物在面對有關中國或華人社區議題時往往進退維谷，缺乏安全的表達空間。
這種政治冷感或投鼠忌器的狀态，并非僅由外部社會造成，許多問題的根源也在于華人社區内部的對立。 加拿大的華裔社區并非鐵闆一塊。 從語言、文化到政治認同，來自大陸、香港、台灣的新移民之間的差異顯著。
來自中國的移民，因移民年代不同，也呈現出顯著的分化：
-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經曆六四事件與改革初期，這批移民多爲知識分子或政治難民，對中共持強烈批判态度。
-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的技術或經濟移民，多數非政治化，對中共政權态度溫和，強調經濟穩定。
- 2010年後的新中産或教育型移民，群體内部分化明顯，一方面是關注民主自由的青年，一方面則爲強調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民族主義者”。
來自香港的移民，同樣因移民背景與曆史階段而展現出多樣化的政治态度：
- 1980年代至1997年回歸前，因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與對未來的不确定性，大量中産與專業人士移居加拿大。 他們普遍擁護自由與法治，對中共持懷疑乃至反對态度，并具有較強的政治警覺性。
- 1997年至2010年，一國兩制仍具吸引力，部分人回流香港，也有部分選擇定居加國，但政治熱情相對淡化，重視家庭與生活穩定。
- 2014年雨傘運動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新一波政治型移民潮湧現，包括年輕的專業人士、學生與社運參與者。 他們對中共持強烈批判立場，活躍于社區組織與人權倡議，對政治高度參與，也高度戒備與大陸背景移民的交流與合作。
香港移民中，特别是2019年後抵加的群體，與部分中國背景移民之間在中國議題上存在明顯對立。 部分人視大陸移民爲“受官方宣傳洗腦”，而大陸移民則反感港人“搞政治”、“反華”。 雖然立場鮮明，但這類港人新移民在參政層面仍面臨障礙，如語言、資源不足、被視爲“偏激”等印象，有時甚至遭其他亞裔社群孤立。 一些人被香港國安處通緝或點名，成爲所謂“海外颠覆分子”。 他們對安全極爲敏感，也成爲加拿大探讨“外國幹預”時的重要參照案例。
來自台灣的移民在加拿大雖人數不如大陸與香港移民龐大，但其政治态度也呈現出鮮明特征：
- 早期移民（1970s–1990s）多爲國民黨背景家庭或技術移民，對中共持保守警惕态度，但政治表達相對低調。
- 2000年代後，随着台灣本土化運動的發展，部分“台派”背景的青年或自由派人士移民加拿大，對中國政府尤其中共制度持強烈批評态度。
- 新一代台灣移民多受民主、公民意識熏陶，更強調“台灣認同”而非“中華認同”，與香港反送中世代産生天然共鳴。
這些不同立場不僅在中文社交媒體平台（如微信群、微博、YouTube頻道）表現激烈，在加拿大選舉中也深刻影響着華人選民的投票行爲和候選人支持傾向。
這種“地緣+意識形态”的複合分歧在華人參政領域造成極大的張力。 一旦某位候選人與中國政府的任何間接聯系被揭示，便可能迅速被貼上“親共”、“中共代理人”的标簽，反之亦然，持批評中共立場者也可能被指責“抹黑華人”、“爲西方服務”。 社區内部的互不信任與激烈對抗，使得政治讨論退化爲标簽化鬥争，破壞了華人整體的公共形象。
典型個案分析：當參政成爲内鬥犧牲品
1. 趙錦榮（Kenny Chiu）：立場争議與社區疏離
趙錦榮（Kenny Chiu）是第43屆加拿大國會的保守黨國會議員，代表列治文-史蒂夫斯頓選區。 他在任内高調關注中國事務，尤其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他曾作爲國會議員訪問香港，并公開表達對香港民主訴求的支持。 2021年，他更提出了《外國影響登記法案》，建議要求在加拿大從事外國政府利益相關事務的人士進行登記，以提高政治透明度。
這項法案在某些輿論中被視爲針對中國的政策工具，引發部分華人社區不滿。 然而，真正引起社區廣泛争議的，并非該法案本身，而是他在任期内的政治重心所引發的質疑。 一些社區人士指出，趙錦榮将大量注意力放在中國與香港議題，卻相對忽視本地社區的核心關切，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亞裔面臨暴力與歧視顯著上升時，他缺乏積極作爲。
更具争議的是，趙錦榮在一次中文電台訪問中表示，華人受到歧視時應該先反省自身言行。這番言論被許多社區成員認爲是在“責怪受害者”，無視華人群體在疫情期間面臨的系統性偏見與歧視壓力。 該言論迅速在社交媒體及微信群中傳播，引發廣泛不滿，有人甚至表示“感到被背叛”。
2021年大選中，趙錦榮敗給自由黨候選人白恩斯（Parm Bains），選情逆轉幅度大，引起外界揣測是否存在“有組織的幹預或抹黑”。 盡管有媒體報道他在選戰期間面臨網絡攻擊與不實信息傳播，但目前并無确鑿證據顯示這些攻擊是由外國勢力或某特定組織所策劃。 因此，将其敗選完全歸因于“被抹黑”并不客觀。
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看，趙錦榮事件揭示了華人選民對“參政爲誰”的深刻反思。 他的行爲在部分社區人士眼中，更像是“遙控政治”，即熱衷涉足中國或國際議題，而對本地華人面對的現實困境反應不足。 這種形象失衡最終削弱了其選民基礎，也反映出華裔社區内部對于政客職責、代表性與歸屬感的不同期待。
2. 董晗鵬Han Dong：忠誠與身份的質疑
多倫多選區國會議員董晗鵬（Han Dong）于2023年被媒體指控曾“私下要求中國政府延遲釋放兩名被拘加人”。雖然該指控後續在公開聆訊中被證明并無證據，但華人社區内外對其“忠誠”的讨論卻迅速升溫。
許多香港與台灣背景的社區成員公開批評其“過于親中”，而部分大陸背景移民則認爲他是“被主流社會和自己人聯手迫害”。 這種撕裂的态度，使得華裔參政者很難有一個中立、安全的空間進行政策對話。
3. 蔣振宇Paul Chiang：避談敏感議題的“安全模式”
蔣振宇原爲聯邦自由黨議員，長期采取低調務實的參政路線，聚焦社區治安與移民服務等本地事務，避免涉足中加關系或華人政治争議，被視爲“安全牌”代表。然而在2025年選舉前夕，蔣振宇因在回應保守黨候選人、前香港民運人士Joe Tay所遭港府通緝事件時，發表被認爲不當的言論——暗示有人可将Joe Tay帶至中領館以換取懸賞金，引發軒然大波。 此言論被廣泛譴責爲不負責任甚至危險言論，不僅引發公衆抗議，也引來皇家騎警的調查。 最終，蔣振宇在輿論壓力下宣布退選，結束了此次競選。 這一事件暴露出，即使是原本采取“非政治化”姿态的華裔政客，也難以完全避開中共因素帶來的高度敏感與政治風險，進一步體現了華人參政所面臨的高度複雜與脆弱性。 相較之下，他刻意避免介入敏感議題，聚焦社區實務如治安與移民服務，在競選中較少遭遇争議。 此種“低敏感度參政”路線雖成功保票，但也可能犧牲代表性與原則性。
裂痕下的危機：失語、污名與政治冷感
華人社區内部的撕裂不僅削弱了對外的政治影響力，也在内部制造出深層次的信任危機與參與障礙。當不同背景的華人群體互相指責、貼标簽，一些本應代表華人聲音的候選人和政治人物反而不敢發聲。 擔心被誤解、攻擊或與“外國勢力”挂鈎，使許多原本有志參政的人選擇沉默，結果導緻社區在政策制定中失去了代表權。 例如，根據《溫哥華太陽報》2021年的分析，卑詩省多個市政層級的華裔候選人在選戰中主動回避中加議題，僅因擔心“惹麻煩”。随着媒體與公衆對“外國幹預”的關注升高，華人候選人往往容易被懷疑其“忠誠”。 無論其是否有任何實際聯系，隻要涉及中國話題，都會被置于放大鏡下審視。 2023年環球新聞對多位華人議員的指控雖被後續駁斥，但造成的影響已無法完全逆轉。
這種集體形象的負擔，讓許多優秀的華裔人才望而卻步。特别是年輕一代，在社交媒體看到族群内部的互鬥與公開争吵後，對政治産生幻滅感。 據2022年加拿大亞裔青年基金會調查，約65%的亞裔青年對“是否願意從政”表示猶豫或拒絕，原因之一就是“族群之間的不團結”。 他們認爲無論投入多大努力，最終隻會遭遇兩邊夾擊，這導緻他們更傾向于遠離政治領域。
主流政黨雖然強調多元包容，但在提名華裔候選人時也變得異常謹慎，擔心任何與中國沾邊的話題都會演變爲危機。 自由黨在2025年大選前夕就撤換或審查了多個華裔候選人的背景，反映出政黨對相關風險的高度敏感。 這使得華人更難進入政黨結構，長期下來形成代表性不足的惡性循環。
何去何從：重建理性與包容的政治文化
要突破當前的困局，加拿大華人社區必須進行深層次的反思與轉型。 首先，應推動建立跨族群對話平台。 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背景的社區組織，長期以來在理念、認同與信息來源上各自爲政，缺乏溝通。 唯有通過定期對話、合作項目與聯合倡議，才能在理解中減少誤解，在合作中建立信任。
其次，應改變“貼标簽”的政治文化。 當前的加拿大華裔在政治讨論中往往圍繞“親共”或“反共”展開，導緻理性政策分析被情緒與立場淹沒。 華人社區需要倡導基于事實和公共利益的政治判斷，避免将複雜的議題簡化爲意識形态對立。
第三，提升媒體素養至關重要。 随着社交媒體在華人社群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假新聞與政治操控的現象屢見不鮮。 華人社區應主動開展資訊素養教育，培養辨别信息真僞的能力，鼓勵使用多元可靠的信息來源，以建立健康、透明的輿論生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當今的加拿大政治環境中，華裔參政者往往被外界迫切要求對中國政府或中共政權表态，這種“逼立場”式的輿論氛圍，實際上對華人政治參與極爲不利。 它不僅讓候選人處于兩難境地，也阻礙了更多關注本地事務的優秀人才參與政治，導緻華人聲音在主流政治中進一步邊緣化。 因此，建立一種不以族裔背景先行、而是以政策能力與社區服務爲導向的評判标準，才是真正的多元與公正。
此外，加拿大華裔群體也應共同意識到，隻有将焦點重新聚焦于加拿大本地的民生、教育、經濟、治安與社會公正等現實議題，才能真正建立起在地的政治影響力。 不同背景的華人應努力放下對祖籍國的意識形态執念，不論是對中國大陸政府的支持或反對，都不應淩駕于對加拿大國家事務的關切之上。 隻有在共同的加國身份下團結合作，才能争取華人應有的權利與地位。
最後，必須系統地培育青年參與政治。 第二代華裔普遍受過本地教育，具備語言與文化優勢，是推動社區轉型的關鍵力量。 應鼓勵他們通過學校、社區服務、青年政黨組織等平台深入參與公共事務，成爲未來的候選人與政策制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