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鄉流動、家庭責任與職業過渡中形成獨特的“三明治”生存結構――
【 聚焦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外賣騎手生活調查：更關心“派單順路”和“單量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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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發布的《外賣騎手生活世界研究報告》顯示，外賣騎手中95%以上是青壯年男性，近八成跨區域流動，月均收入主要在6000元~9000元。這一群體在城鄉流動、家庭責任與職業過渡的“夾層”中，形成了獨特的“三明治”生存結構。專家建議，政府、企業、社會和騎手家庭等多主體參與，合力促進騎手全面發展。
4月8日清晨6點，在北京朝陽區送餐的39歲外賣騎手李志強已開始接單。這是他做騎手的第三年。老家河南農村的父母年邁多病，兒子剛升初中，妻子在縣城超市打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壓力，催促他在城市樓宇間穿梭。
外賣騎手作爲平台就業的典型代表，已成爲一支數量龐大的勞動力隊伍。前不久，由南開大學社會學院課題組基于4.1萬份樣本數據撰寫的《外賣騎手生活世界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對外發布。騎手的生存狀況怎樣？如何平衡多重壓力？又如何突破困境？研究報告給出了多維答案。
最關注如何獲得更多勞動報酬
報告顯示，外賣騎手群體呈現顯著的性别與年齡集中的趨勢。95.56%的騎手爲男性，女性占比不足5%，平均年齡33歲，近八成騎手集中分布在21歲~40歲年齡段。這一現象與行業特性密切相關――高強度配送、長時間戶外作業對體能要求較高，青壯年男性成爲主力。
外賣行業以“低門檻、高靈活、收入可觀”吸引大量從業者。來自山東的騎手王海波算過一筆賬：在建築工地月入5500元，風吹日曬還不穩定；轉行送外賣後，他靠着午晚高峰的“黃金時段”送餐，月均收入約有8000元，“自由接單還讓很多騎手能騰出時間接送孩子”。
騎手平均年齡33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這份“自由”的背後，是無數騎手家庭的經濟“賬本”。報告顯示，全職騎手月收入在6001元~9000元區間的占比近半，17.82%的全職騎手月工資超過9000元，顯著高于制造業、餐飲業等原從業收入。
對本地騎手而言，更多需同時扮演“家庭經濟支柱”與“子女教育責任人”雙重角色。報告數據顯示，已婚狀态的本地騎手占比54.4%，已養育子女的本地騎手占比超過60%。日常支出、住房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是騎手家庭支出占比最高的三項，家庭經濟壓力成爲他們日夜奔跑的主要驅動力。
家庭責任與生存壓力，使李志強這樣的騎手最關注的問題都與“如何獲得更多的勞動報酬”有關。研究指出，騎手關注較多的兩大問題分别是“派單是否順路”和“單量是否穩定”：關注“順路派單”勝過“工作強度”，他們更希望用最短路徑規劃換取最大收益。
城鄉流動、職業流動性大
報告顯示，在社會結構、行業特征和個體特質等多方面影響下，外賣騎手的日常生活呈現出一種“三明治”結構，即他們的生活處境總是居于兩類要素的中間地帶，并受到兩者的交互影響。
第一個特征便是城鄉兩栖的流動生活。參與調查的騎手中，約73.93%爲農村戶籍，約79.76%爲跨區域流動。“這一群體屬于典型的流動人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以農民身份流向城市，并積極參與現代都市分工，這也就意味着他們的日常生活會受到既有的鄉村生活習慣和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雙重影響。”課題負責人王星分析道。
由于騎手工作具有相對的靈活性，這也導緻他們工作與生活的界限較爲模糊，平台算法賦予其接單自由，但也可能處于“全天候待機”狀态。報告指出，他們經曆着虛實之間的忙碌生活。在有限的時間裏，騎手充分發揮自主性，用互聯網或其他方式緩沖高強度工作。
有人像李志強一樣長期堅守，把騎手工作變成家庭生計的穩定器；也有很多騎手将這份職業視爲“闖蕩城市的門票”，白天送外賣，晚上學習其他技能。相關研究顯示，外賣騎手平均從業時間不足12個月，較高的流動性讓這個行業更像是騎手的“職業中轉站”。對部分騎手而言，這或是創業失敗後的緩沖帶，或是職業轉型前的跳闆，但頻繁換崗也會帶來技能積累不足與社會保障缺失。
合力促進騎手全面發展
“讓騎手在工作中更有收獲感、在生活中更有幸福感，需要了解騎手真實的聲音和訴求，切實解決騎手關心關切的現實問題，這樣也能夠更好地改善騎手的工作狀态。”王星表示。
報告研究發現，外賣騎手對美好生活的訴求主要集中在收入報酬、安全保障、職業發展和子女教育四方面，涉及基本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以及自我實現等多維度的需求。
騎手綜合能力越強，越能打破收入天花闆。報告顯示，騎手的個人能力與其生活質量呈正相關，個人綜合能力越強，他獲得高質量生活的機會就越大。爲此，需要爲騎手提供相應的技能培訓，“送餐路線設計、安全意識、時間管理和應急處理等能力都十分必要。”王星說。
同時，各家外賣平台也開始探索新的機制，比如，騎手“防疲勞”機制、“超時免罰”舉措、判罰考核柔性化等，試圖通過正向激勵而非懲罰來減少訂單超時等問題給騎手帶來的壓力。
2024年，相關部門組織開展的“清朗・網絡平台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提出了算法導向正确、公平公正、公開透明、自主可控、責任落實等一系列重要原則，推動相關算法規則的優化。
“這一系列舉措都有利于提高騎手的福利水平和就業質量。”王星建議，結合騎手當前的生活特征和多維度需求，未來仍需政府、企業、社會和騎手家庭等多主體參與，分類做好騎手的權益保障，改善工作條件，合力促進騎手的全面發展。(工人日報 記者 張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