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報導，1月6日，加拿大總理、自由黨領袖賈斯廷杜魯多冒雪在位於首都渥太華的官邸外發表演講，承諾“一旦產生黨內新領袖，將辭去總理職務”。
15日，杜魯多對媒體表示，自己不會參加即將到來的聯邦選舉，而將“完全專注於”做好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前這一“極關鍵時刻”的工作。
理論上來說，杜魯多目前仍是加拿大總理，也還是自由黨領袖，但在國內支持率一度下跌到16%、黨內高層和各地分支也紛紛“倒戈”的情況下，執政長達9年的杜魯多隻得提前“鞠躬謝幕”，媒體則紛紛議論加拿大將迎來“後杜魯多時代”。
今天，《環球時報》編輯邀請在加拿大生活了近20年、完整經歷了哈珀政府和杜魯多政府兩個時期的評論人陶短房，在“親歷者說”欄目為讀者們講述加拿大如何在杜魯多治下發生變遷，對當地人生活產生深刻影響。
1月6日，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發表演講，宣布將在黨內新領袖產生後辭去總理職務。(視覺中國)“天然執政黨”因他東山再起
2005年，筆者以加拿大魁北克省提名技術移民身份(舊類別，在杜魯多時期被取消)獲得移民資格，“短登”加拿大後返回非洲工作，一年後正式在加定居。由於不諳法語，提前一年赴加的妻子選擇了西海岸大溫哥華地區生活，沒有按移民項目要求去法語區魁北克省居住。事實上，之後杜魯多時期就不再允許省提名移民跨省居住，由此可見，杜魯多時代帶給移民家庭的影響始終存在。
筆者和妻子的移民面試是2003年10月在香港特區的加拿大領事館進行的。移民官當時問：“您對加拿大政治了解多少?加拿大有幾個主要聯邦政黨?”筆者事先做過準備，準確答出：“自由黨、保守黨、新民主黨、魁北克集團，一共4個(綠黨當時在加眾議院沒有議席)。”移民官表示滿意，並特別稱讚筆者把自由黨放在第一位，因為它是“天然執政黨”。
什麼是“天然執政黨”?加拿大1867年建立聯邦，自由黨自1873年首次執政，是加拿大歷史上執政累計時間最長的政黨，以中間至中左政治路線和重視商業、堅持不過激的福利政策著稱，是加拿大中產階級、工商業者和小業主普遍支持的政黨，也因此在工商業較發達的東部各省和西部大溫哥華地區有深厚基礎。華人移民的特點正是小業主和中產多，因此筆者剛定居時，身邊關心政治的華裔中，無論“新僑”(新華人移民，尤其大陸移民)還是“老僑”(在當地出生的華裔，多為“粵語系”)，支持自由黨的“三分天下有其二”。
事實上，截至筆者定居的2006年，自由黨已連續執政13年之久。然而就在這一年，自1993年起就再未執政、甚至連黨名都換掉的加拿大保守黨戰勝自由黨，獲得了執政權。熱衷政治的老一輩移民告訴筆者，自由黨內頭面人物互相拆台、纏鬥不休，給了已完成整合的保守黨“漁翁得利”的可乘之機。加拿大保守黨籍總理哈珀此後連續執政9年。
哈珀時代對於華人群體來說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哈珀和保守黨雖帶着“反華”底色上台，但上台後推行的對華政策逐漸趨於務實。在此期間，加拿大成為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目的地，“減少對美依賴”“市場多元化”等倡議也給中國和華人提供了更多機會，加拿大政府還歷史性地承認當年“排華法案”和“華人人頭稅”的錯誤，哈珀當時在國會對媒體用生硬的廣東話喊出“加拿大，道歉”，甚至在華人社區活動上加拿大三級政府政要往往都會來，再加上物價平穩、加元匯率穩定，筆者全家(兩個孩子都在此期間出生)對這些比較滿意。
但是，哈珀是加拿大主要油氣產區艾伯塔省土生土長的政治家，以石油、農產品等初級資源為主的“草原三省”(艾伯塔省、薩斯喀徹溫省和曼尼托巴省)又是保守黨“根據地”，該黨長期執政的另一面就是加拿大高科技產業、製造業、工商業持續萎縮。此外，哈珀政府主張收緊移民政策、減少社會福利，導致許多華裔開始倒向更偏左的新民主黨，他們給出的理由是本應“更合他們胃口”的自由黨“沒有合適的領袖”。
就在這樣一個微妙時刻，賈斯廷杜魯多出現了。自2012年起，電視新聞里頻繁出現這樣一位相貌俊朗、英法雙語流利、辯才和反應能力都相當出眾的青年政治家，對於當地人而言，前總理皮埃爾杜魯多(老杜魯多)的這位長子“從出生大家就認識”，是足以喚起人們回憶的“總理二代”，他的從政很快結束了自由黨內的混戰。
2015年的聯邦眾議院選舉中，首次作為黨內領袖參加的杜魯多帶領自由黨大獲全勝，原本一度跌到眾議院議席數排行第三的自由黨奪得了過半的議席，組建了自由黨多數執政內閣。筆者當年在當地媒體評論直言：“‘天然執政黨’此番因他一人東山再起。”
福利、環保、性別多元，中間派的自由黨越來越左
杜魯多時代初期，至少筆者身邊的家人、朋友、同事是高興的。杜魯多把增加兒童福利作為主打政綱，上台後大幅增加“牛奶金”，放寬了註冊教育儲蓄計劃(RESP)條件。當時有兩個學齡孩子的筆者家確實因此減輕了不少負擔。幾天前，加拿大皇家銀行負責對接筆者家RESP的客服經理還建議我們補齊未繳缺額(長子提前升入大學，我們未繳納他最後一部分份額)，因為“一旦自由黨下台就不好說了”，這也折射出公眾對杜魯多時代增加兒童福利是普遍支持的。
然而，由於“牛奶金”過於優厚，一些家庭寧可多生孩子吃福利，也不願從事低薪工作。筆者的華裔鄰居算完賬後辭去了花店的兼職，成為照顧三娃的全職媽媽;另一戶印度裔鄰居更是生了十幾個孩子，全家僅爸爸一人有一份工作。
此外，杜魯多上台後一直努力推動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在他上台前，加拿大絕大多數省份最低工資標準是每小時8加元(1加元約合5元人民幣)，他上台9年後已提升至15加元左右。儘管筆者周圍許多朋友一開始都支持該政策，但現實情況是，日漸萎靡的小商業負擔不起大幅上升的薪資標準，小業主若不歇業就只有裁員，或讓親屬承擔“義務勞動”，最終許多人的實際收入反而下降了。與此同時，物價也水漲船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壓力反而變得更大了。
杜魯多的另一個“招牌”是環保。他上任後停掉了許多“增排”項目，還給出了淘汰燃油車的限定期限。他在全國力推更嚴格的垃圾分類和“限塑令”，在各種環保、低碳平台表現活躍，深刻影響了加拿大社會生活。
筆者的兩個兒子在此期間正上中小學，每年的校慶表演幾乎都被環保主題占據。大兒子扮演過海上漂浮的塑料瓶、被廢油沾染翅膀的海鳥，小兒子則扮演過被碳排放“熏死”的大樹。新冠疫情暴發前，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來溫哥華舉辦活動，學校里許多同學和家長發起聯署支持信、去其活動現場“站台”，論據之一正是“總理都說了支持她”。但筆者兒子隨學校參觀垃圾填埋場時卻發現，各家分類的垃圾也並沒有完全嚴格按照分類進行填埋處理。環保措施實際成效尚存爭議，而加拿大社會上的“綠色政治正確”氛圍無疑濃厚了許多。
華人群體中有一句調侃：杜魯多的“成就”之一是把加拿大變成了“加麻大”。2018年，加拿大消遣類大麻合法化正式生效。奇怪的是，近期的民調顯示，多數加拿大人支持該政策。筆者認為這背後有兩個原因：一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群體常抱團發聲，反對者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杜魯多選擇了迎合“大嗓門”;二是杜魯多及其幕僚解釋稱“合法化才能更有效監管”，導致許多人助推了大麻合法化，卻誤以為自己投票給了“支持監管”的一方。大麻合法化政策實施後，筆者家附近一公里的地方開了一家大麻專賣店。隔壁鄰居家中學生租客周末派對時，屋裡常飄出刺鼻的大麻味，讓人束手無策，而大麻合法化前是可以直接上門阻止的。
在筆者看來，杜魯多時期的政策是在讓原本中間派或中左的自由黨變得更“左”、看上去更“進步”，以此擠壓左派新民主黨的空間，占據政壇優勢。
在此過程中，一些政策令人匪夷所思，如“性別多元化”政策，要求公立學校不得限制學生按照自稱的性別使用校內更衣室和衛生間。一些亞裔政客提出異議，卻在自由黨內遭到排擠。有些人無奈之下把女兒轉去了教會學校，因為“那裡至少可以公開說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在公立學校這樣說家長就會被學校約談”。
至於華人感受最明顯的就是移民政策。許多當地人對杜魯多在移民、難民、留學生政策上先“大水漫灌”再“關閘停水”十分不滿，認為這些做法讓加拿大社會結構發生劇變，先是疫情前就出現針對華裔、越南裔的仇視和排擠現象，疫情後印度裔又成了眾矢之的。筆者孩子的美術老師抱怨說，其工作室所在的公寓樓，幾年間湧入了十幾戶中東難民。小兒子游泳俱樂部的家長圈子則認為，區域內幾所接納過多難民的小學“風氣很差”。前年送大兒子去多倫多大學報到，新生報到處擠滿了印度裔新生，兒子說“一半都不止”，而去年兒子在新生報到現場目測，“印度人少了2/3還多”。這一曝一寒，導致不少當地人都認為是杜魯多的責任。
關鍵問題在於“搞不定經濟、就業和民生”
一些分析人士在杜魯多宣布辭職後表示，儘管杜魯多有許多“槽點”，但一直自詡“鬥士”，直到去年12月底都不願下台，其最終黯然退場，關鍵問題在於“搞不定經濟、就業和民生”。
據筆者觀察，以北美最常見的連鎖餐廳麥當勞為例，杜魯多時代之初，經典巨無霸套餐折扣價是7.99加元，如今幾乎翻番(14.99加元)。上周日筆者去倉儲式超市購物時發現，和9年前相比，唯一未明顯漲價的日常商品是香蕉，一直是每磅0.69加元(1磅約合0.45千克)，其餘幾乎都上漲八成、一倍甚至一倍有餘。再看以廉價著稱的社區內某理髮館，門前廣告上“每位7.99加元”的墨跡未乾，實際價格卻已攀升到每位15.99加元。
華人受影響最大的地方在於，上任之初曾打出“夥伴關係”旗號對華示好的杜魯多，在非法拘押孟晚舟和加拿大公民康明凱、邁克爾案發酵後被反對黨步步“將軍”，與中國甚至華人的相處也小心謹慎起來，甚至在一些情況下高調發聲、失去對華外交的獨立和理性。筆者的一位省議員候選人朋友感慨道，對於華人社團活動，如今他們“能躲就躲”，以免“說不清道不明”。筆者的一位老朋友曾參加省議員選舉，因來自中國大陸被對手“扣紅帽子”，僅僅曾與他“同框”數次的筆者也被三番五次“請喝洋茶”。不得不說，2019年之後的杜魯多時代對許多華裔來說真是一言難盡。
對於在中國有親屬的加拿大華人而言，杜魯多時代最大的“副產品”可能是加中航班密度和價格恢復的緩慢進程。目前，每周往返兩地的直達航班數仍只有疫情前的零頭。筆者真誠期待“後杜魯多時代”能讓加拿大對華政策“回溫”，讓我們再回到抵達加拿大之初時的軌道上，希望這不是一種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