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3日《這就是中國》第81期討論過“中國崩潰論”的崩潰
“‘文明型國家’是一種精神傳承，中國人是很有闖勁的，你越打壓我一定要做，一定要超越你，中國人有這個勁。”
“時至今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所描畫的新中國藍圖，絕大多數都已經實現了。”
“‘中國夢’”到底是什麽樣的？歷史上有許多仁人志士都描繪過他們對於“中國夢”的想象和理解。但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中國的成立、發展和崛起，這些夢想才一點點變成現實。”
在東方衛視2月24日播出的第272期《這就是中國》節目中，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吳新文教授，共同對話“中國夢”。
吳新文：
當今世界，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快速增強，即使那些敵視中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崛起。
晚清以後，中國崛起，曾經是中華民族很多仁人志士的夢想。今天，回顧這些先輩的“中國夢”，同時對照中國崛起的現實，看看哪些夢想已經實現了，哪些方面還需要繼續努力，我們可以更好地看清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堅定信心，走好未來的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流亡日本，後來又遊歷歐美。在親自體驗了世界發展趨勢並見證了美、歐、日發達的物質文明之後，他於1905年寫了《物質救國論》一書，主張全面學習西方的“物質之學”，即自然科學及相關工藝，發展中國的實業。
他希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從事這些領域的研究和應用，國家也能夠鼓勵發明創造，不僅使中國在制造業上比肩歐美，而且在國家發展勢頭上領先全球。
維新運動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了政治科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預言了維新成功後的中國將先後經歷六個時代，其中最後一個是“雄飛”時代，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崛起時代。
他描畫了“雄飛”後的中國萬國來朝、百業俱興的景象。他還設想了在上海舉辦“大博覽會”，各國客商雲集、工藝物品琳瑯滿目、論壇講演盛況空前的場面。
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一生懷著振興中華的夢想。他為建設新中國而描畫的藍圖，集中體現在1917年至1919年撰寫的《建國方略》一書之中。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相信“實業救國”，特別重視物質文明建設，不遺余力地推動工業化和科學技術在中國落地生根。
《建國方略》包括三篇， 孫中山在《實業計劃（物質建設）》中提出了“實業計劃之大方針”、“國家經濟之大政策”，包括“建設新中國”的六大計劃，詳細規劃了未來中國交通之開發、商港漁港之開辟、樞紐城市之建設、水力之發展、鋼鐵、水泥廠之建造、礦業、農業之發展。
晚清和民國初期，中國積貧積弱、百廢待興，資金、技術、人才都非常欠缺。孫中山認識到，要發展中國的實業，改善民生，必須借助外力，對外開放。對於這種通過對外開放實現民生主義的進路。
孫中山在《實業計劃》的卷尾提出：“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
孫中山逝世後，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進展緩慢，中國仍然處於積貧積弱、任人欺淩的境地。但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有很多中國人在做自己的“中國夢”。1932年底，上海《東方雜志》發起征文，討論“夢想的中國”、“夢想的個人生活”。
時任《東方雜志》婦女與家庭欄目編輯、後來曾任宋慶齡的助手、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做了這樣一個“中國夢”：
“我想到一個時候，中國已不在侵略它和毀壞它的掌下。那時候的中國，顯然已經通過了歷史中的變亂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
“那時候每個人可以不必愁慮生活的問題。饑饉和死亡不再追隨著大部分的中國人。”
“把一個人體作比，鐵道將成為中國的動脈管，河流為靜脈管，而密網的汽車道則為遍布全身的微血管。像人體營養料能從血管傳布給每一個細胞，中國各部的地利物產也將賴所有的交通媒介，而供給於每一個人民。”時至今日，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所描畫的新中國藍圖、金仲華九十多年前的“中國夢”，絕大多數都已經實現了。而且中國崛起的現實，在很多方面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夢想。
中國現在的工程師數量和每年理工科畢業生的數量雄冠全球，非康有為當年所能想象。目前中國建成的交通網絡，已經不是孫中山設想的一般鐵路和碎石路，而是世界上最先進、最長里程的高鐵網、高速公路網。
中國不僅有密集的鐵路網、公路網、河道網，而且有世界上最密集、最先進的航空網、數字網、北鬥衛星網。世界上設備最先進、吞吐量最大的十大港口，中國占了七個。世界十大都市圈，中國就有大灣區、長三角、渤海灣、成渝，占了四個。
2024年中國高鐵線路示意圖
近年來，中國在脫貧攻堅、數字經濟、環保治沙、基礎設施、電動汽車、綠色能源、航空航天、軍事設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讓全世界為之驚嘆。中國的黑燈工廠、無人碼頭、自動駕駛、量子通訊、智慧農業、先進戰機等，正在引領世界潮流。
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崛起，把夢想變為現實，總結經驗，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定於一。國家核心政治力量的長期穩定和主流意識形態的一以貫之，是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延續至今的一大奧秘。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國情覆雜的大國，如果只有“多”，沒有“一”，國家和社會就會陷入雜亂無章、四分五裂，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以中國共產黨為圓心，國家、市場、社會所構成的同心圓治理模式，與美西方分權制衡的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政治上、道路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定於一，使中國能夠在覆雜多變的國內外局勢中保持大局的穩定和社會的總體和諧，這是中國崛起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厚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和利潤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服務，開發利用各種資源，提供各種公共產品，不斷豐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推進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為中國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三，重規劃。中國共產黨著眼於大局和長遠，在發展過程中堅持做到全國一盤棋，重視近期、中期和長期規劃的制訂和落實。除了五年計劃或五年規劃之外，黨和政府還不時制訂某些專門領域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使得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能夠“一張藍圖繪到底”，做到目標明確、循序漸進、行穩致遠。
第四，共命運。在發展問題上，中國一直強調，世界各國人民要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實現共同發展、共同進步。近年來，中國一直堅持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把中國和世界緊緊連在一起，實現了共贏，重塑了世界發展格局。
夢想引領現實，現實又會孕育新的夢想。目前中國崛起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處於轉軌升級的新時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面臨的陣痛、困難、問題和挑戰也不容忽視。需要社會各界堅定信心，在新的起點上“再出發”，在已有成就和優勢的基礎上，直面問題，攻堅克難，成就中國崛起新的夢想。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我剛才在聽吳教授演講的時候，回想一百多年前我們一路走來這麽不容易，那麽多人當時在極度困苦的情況下，為中國想找出路，找不著。他們對未來的中國有這樣的描摹和想象，終其一生他們都看不到了。但是很多他們的想象現在已經成為了現實，這種對比也會給我們一些力量感。
我想問一下張教授，說到“中國夢”的時代內容，每個時代的人對它的理解都會不一樣。
張維為：前面吳教授在演講中提到上海《東方雜志》刊登的“中國夢”的征文。當時因為都是紙面媒體，受眾也算比較大了，有幾百個回覆，從現在看就很小了，但是都是當時的社會精英為主。
你看出來大致上兩個趨勢，一個是往前看得很遠，希望中國一切都變得很好。還有就是從身邊小事寫起，如一些文人作家，我看到的巴金就是。他說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我沒法夢想，周邊是饑餓、寒冷、哭泣，我就希望我們以後不再是奴隸，就希望每個中國人能夠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他要求提得很低。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想想蠻有感觸。我們從那麽一個低的起點出發，一步一步走過來，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珍惜來之不易的今天。中國人講歷史就是我們的宗教，哪怕這個近代史，一部辛酸淚，但是看了之後使我們能夠振作起來。
吳新文：我們看那一代人的“中國夢”，我是很有感觸的，因為有一些講得非常現實的就是要有飯吃、有衣服、有房子住，這是相當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包括我前面講的幾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他們雖然是處在當時中國非常積貧積弱、任人欺淩的狀況之下，但也沒有被那個局勢困住，仍然有非常高遠的理想，甚至有一種信念，中國一定會超過歐美。我覺得這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當時中國和歐美的綜合國力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們的這個信念確實和中國“文明型國家”見過大世面、見過很多磨難挫折，這樣的精神風貌是有關係的。我覺得這是非常寶貴的東西。
主持人：吳老師說到這一點，我也有啟發。當我們說“中國夢”的時候，不光是說我們覺得當下還需要加強和提高的地方，我們去夢想把它變得更好，它更有一種對時代的超越，這一點很難得。
張維為：我一直說“文明型國家”，有一種精神傳承，特別是我們的真正一流的政治家，他們看問題都有一種文明的傳承。
例如，鄧小平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路過新加坡，那時候的新加坡像個漁村。但他1978年再去新加坡的時候，就非常發達了，他就說我們要向新加坡學習。
但回到中國之後，他還說，我們也要研究怎麽比新加坡做得更好，在這方面我們有潛力。
吳新文：是，他們是沒有“思想鋼印”的。現在有很多學者有“思想鋼印”，在西化的、在崇洋媚外的這種“思想鋼印”里面出不來了，我覺得孫中山他們不是這樣。
主持人：在他們超越時代的為中國“做夢”的里面，都非常注重“實業救國”這一點，對工業生產和對實業，不管是基礎設施，還是工廠還是企業等等都充滿了想象。這是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有的觀點。
張維為：確實，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造成的心理陰影，中國一定要有強大的工業，強大的國防。所以從孫中山一直到後來的毛澤東、鄧小平，一以貫之。
中國共產黨一直是這個立場，新中國成立之後就提出向科學進軍，甚至包括大煉鋼鐵背後也有這個激情，沒有鋼鐵就被人欺負，包括重視理工科教育，這都是1949年以後形成的傳統。
吳新文：關於“實業救國”這一點，我想提出一點，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局限性。康有為和孫中山提出了“實業救國”這樣一個方案，但他們把“實業救國”想得太容易了。
康有為和孫中山都說給我十年時間，十年我一定會讓中國大變樣，中國就可以趕上歐美了，他把這個想得太容易了。
到了晚年他們才意識到，要搞實業，要把全國的力量整合起來，要把人民組織起來，是非常艱難的工作。這就是現代國家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後來才做成功了。
主持人：吳教授在演講中說到，為什麽中國共產黨能夠把這麽多仁人志士做的“中國夢”最後全部變成現實，就是因為我們統一的堅強的領導力量，“定於一”、“厚民生”，包括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等等。其實現在哪怕是當下的年輕人，再回過頭來看，我們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些，大家都要去追究後面的原因。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產業，不了解工業，不了解很多東西，覺得它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其實完全不是。那麽多資源要整合，人要整合，看得見看不見的一切的東西要整合。沒有一個強大的制度保證和堅強的領導力量，根本就做不到。
吳新文：這是和中國整個完整的工業體系相關的，而這又是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奠基的。所以這樣的崛起取得的成就是經過了多少代人的奮鬥和積累，這一點我們不應當忘記。
張維為：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蘇聯專家說你們不要弄得這麽全，這個時候毛主席、周恩來都堅持，我們一定要全，要有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就是我們的汽車、導彈，什麽都開始規劃，所以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世界產業門類相對而言最全的國家。
這跟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可以生產衛星、卡車、原子彈，我們輕工業產品非常豐富，只是質量還不怎麽好。
吳新文：有了之後才能慢慢改善，才能升級。
張維為：我最近還想到個問題，我提一個觀點：中國跟美國最大的差別，就是美國是資本力量主導，你也提到的中國以人民為中心，這有很大的差別。就最近DeepSeek的例子，開源大模型，做出來之後一下子AI模型開發成本降了十倍、二十倍，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大家都高興。
但我看國外的網民就跟帖了，覺得是不是英偉達也好，OpenAI也好，這些美國公司或多或少也了解有這麽一個思路可以做，但為了壟斷的價格和利潤，我就不這樣做，而是為了超額利潤故意壟斷價格？
虧得有一個中國，否則它永遠壟斷價格，什麽都壟斷價格。這背後的資本力量，它要無窮的利潤，但中國一成功，產品價格就下來，甚至成了“白菜價”，造福中國人民，造福全世界人民，本質上這是非常社會主義的。
主持人：我可以舉例子，我最近正好跟旅遊部門的專業人士進行了對話，關注最近來到上海的這一波韓流。這數字非常明顯，最早的時候從韓國來中國的航班上20%是韓國人，最後到40%、50%，現在80%、90%是韓國客人，到周日周一返回的航班上幾乎全都是韓國客人。他們手上會帶著從上海買走的“伴手禮”，當然可能還有很多東西放進了行李箱。
而且現在的旅遊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隨著免簽的時間的延長，範圍的擴大，旅遊帶有很多個性化的特點。以前比如跟團來，導遊帶著你去看這幾個景點；現在年輕人自己做攻略，他們會出現在上海的各個地方。除了網紅的景點，網紅的酒吧餐廳，他也會出現在公園，出現在演出場所，已經有了完全的我們叫Free Style（自由式），很豐富的這一面。
自中國對韓國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免簽政策以來，到中國旅遊的韓國人越來越多。圖為韓國遊客在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打卡拍照。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中國夢”這個夢是大家共同的，大家都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吳教授剛才演講當中也說到，每個做“中國夢”的仁人志士，他們自己會有局限。
這種局限你覺得現在還會不會有？大家在面對當前的問題，在考慮自己的夢想的時候，您覺得應該怎麽樣來超越這種局限？
吳新文：孫中山提出過他的哲學思想，叫“知難行易”。我們中國傳統說是“知易行難”，你知道是容易的，但做起來是很難的。但孫中山說不對，知是難的，你要認識真理，把握真相，這個是難的，而做倒是相對容易的。所以他說中國的實業他給他十年時間，他就可以把它搞起來。
知難，其實行亦難，就這一點。我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深化。而且在孫中山那個時代你可能是認識不到的，因為你沒有經歷過，沒有面對那個現實的問題和挑戰。所以現在我們中國崛起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我覺得對很多問題的認識應該超越前人。你看我們中國共產黨就是超越前人的。
張維為：還是毛主席的話，就是“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你如果抓住主要問題的主要方面，有時候也沒有那麽難。中國人實際上是很有闖勁的，幹起來再說，這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毛主席《實踐論》里面反覆講這個觀點。學遊泳就跳到水里，慢慢就會了，沒有多少猶豫，真的。
我看到一些外國學者做的比較文化研究，他們說中國文化有時候比較保守比較謹慎。不是的，中國文化是很有沖勁的，我們改革開放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
吳新文：還是要做起來，鄧小平其實也是這樣的人，先要幹起來，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吧？
張維為：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風格，周恩來是舉輕若重，什麽東西看得都超級認真，超級細致；鄧小平是相反，舉重若輕，沒什麽了不起，就這樣。這兩個風格結合在一起非常好。
主持人：是，看“中國夢”它是有延續性的，從一開始解決有沒有，然後到好不好、優不優。我們其實是一直在前人的基礎上，跟整個國家的發展和崛起同步，在這個時代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很美好的一個過程，可能會有挑戰，但是我想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光明的。
【問答環節】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今天我想帶來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崛起了，但是社會上很多人的態度依舊是悲觀的，依舊是消極的？謝謝。
主持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今天一直在說，明明國家的發展總體的趨勢，這麽多年的成就都放在這，但是每個人個體上會有壓力。
張維為：我覺得看中國，要有一個概念：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不要大驚小怪，很多東西都可能出現。我們是14億人口，一百個歐洲普通國家的人口之和，所以出現這個那個問題是很自然的，有時候問題可能比你了解的還要多。
但在這個基礎上，要形成一種“整體把握”，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我自己非常注重形成對事情的“整體把握”。
做學問也是這樣的，你怎麽做都可以，最後要力爭做到“達”，也就是“融會貫通”，形成一個“整體把握”。“整體把握”也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例如，使用一些經過長期實踐證明比較靠譜的民調機構做的民調。
我們講“實事求是”，這是最厲害的。實事求是就包括 “整體把握”，否則沒法讀懂中國，這麽大的規模怎麽讀得懂？連上海都讀懂不了。
你說存在一個問題，我說還有五個問題比你講得還要嚴重。但是主流是什麽樣的？毛澤東主席講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有道理。
我們都是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從小就開始學。但很多人把這些最基本的道理忘記了，一上網就更是忘記了。其實在網絡信息滿天飛的時代，更需要這個。
吳新文：這個問題我想提供三點觀察，就是第一點我覺得首先要承認就是中國現在經濟轉軌升級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是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特別是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新的經濟發展的周期調整期，結構性的，包括一些產業的轉移對吧？有些產業轉移到國外去了，這是要影響到一些人的。其實現在政府也在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我們要特別注意，有一些人是利用做空中國、唱衰中國盈利的。他通過整天做空中國、唱衰中國，他是可以得到好處，得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
主持人：我再補充一下您剛說到的第二點，比如說很多投資者、普通人、散戶，也苦於經常被這些信息影響。大家可能就問，國家就不能治一治這些唱空中國的人嗎？
吳新文：我是覺得需要治的。現在對於這些“大V”、嘴巴亂說的這些人，管得還是太松了。前一階段整治了兩個首席經濟學家。最後一查發現他主要是要把中國資本引導到國外去，然後趁機拿傭金。對於這樣的人你不整治他行嗎？
第三點非常重要的是，美西方對我們的認知戰一刻都沒有停息。中國無論什麽表現，它都說你不好。你經濟發展得好了，它說你是威脅；你經濟稍微有點下行了，它說你要崩潰，總歸你是有問題的。
所以它就是要瓦解你的信心，消磨你的鬥志，渙散你的共識，削弱你的意志。你越亂你越悲觀，那它自己的威脅就小了，對吧？它們是在做這樣的工作的，是投入了很多的。
主持人：比如說打貿易戰，打關稅戰，讓你的產業的日子難過，那我們的很多企業要求變，它可能就要出海；出海了之後馬上就說你產能過剩，你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生產，就像你說的動輒得咎，橫豎都是錯。
吳新文：是的，總歸是翻過來調過去都是它對，都是你的問題，這就是認知戰。
觀眾：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今天想問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模式如何更好地被全球理解與接受呢？
張維為：我自己長期研究中國模式，我是最早提中國模式的學者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提。我有一個最簡單的描述，我覺得這個講法老外都能聽懂，就是跟西方模式進行比較。
比方說政治領域內，西方模式特點是選舉，就是怎麽產生領導人，我們中國我叫“選拔加選舉”。哪個更好？我個人覺得中國模式更好一點，我很謙虛地對他們說。
如果BBC、CNN傲慢地提出問題，那我就要說比你們的模式好太多了，很自信地跟它們講，你們應該借鑒一些我們的經驗。
第二，經濟模式。西方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現在西方也開始改變，向中國學習了，要用產業政策了，我們的混合經濟，國有的板塊和民營的板塊互相配合。
我經常舉個例子來說明，為什麽中國互聯網應用這麽發達，因為互聯網基礎設施是國企為主做的，村村通都要4G、5G全部要通，所以我們的5G基站超過全世界之和。
同時民營企業把互聯網的服務做到極致，中國變成“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其它國家都做不到。你叫美國私營企業去做基礎設施，它不願意做的，建這麽多基站幹什麽？很長時間都收不回成本。
然後社會方面，我說我們是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西方是對抗的。這良性互動非常重要，實際上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對各種各樣的事件，反應速度比西方快很多，無論是什麽。
像自然災害，你看西藏在這麽偏遠的地區，欠發達地區，我們第一時間24小時就做到救援物資全部到位了。
1月10日，日喀則定日縣措果鄉塘仁村，一位西藏消防救援隊的戰士在和村里的小女孩玩耍。 人民網
美國在發達板塊的發達板塊洛杉磯，火把這城市都快燒掉，燒到星光大道只有幾公里了，數千棟房子燒掉，損失不得了。但救火車連不上水，怎麽搞的？
每年都有這一類火災，這些山林著火怎麽會救災水平如此低下？我們中國模式是民本主義導向的，美國模式是資本力量主導的。
吳新文：這位同學他提的問題可能後面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中國模式如何更好地被世界理解和接受，對吧？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第一個，我們還是要加大宣傳的力度。把中國做的事情的效果要在全世界講，對吧？你做對了事情，然後你要講對的話，然後要影響人家，這點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這樣一個模式和做法產生的好處，要讓人家也能夠分享一點。我們“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只要你在非洲、在拉美持續不斷地把“一帶一路”倡議做下去，大家認同中國模式一定會越來越厲害。
至於說有一些人他不理解我們，不認同我們，敵視中國的人，想要追求他的理解和認同，我覺得沒有必要，我們不在意。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我不知道你學什麽專業的，現在你只要關心全球各地的主要民調，非西方世界從中東到非洲到東南亞到拉美，對中國的印象好的比例都在上升，上升得很快，對美國的印象都在下降，這種認知變化產生了對中國知識的巨大需求。
中國歷史上有四波我叫做“中學西漸”，中國知識傳到國外去。第一波是持續兩百多年，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走出中世紀和這波“中學西漸”的作用有關。
第二波是一次大戰之後，一個小小的波段，歐洲為什麽充斥了殺戮和戰爭，西方智者開始從中國文化中汲取智慧。第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又借鑒中國文化，反省法西斯主義造成的災難。
還有就是現在的第四波，這是個長波，我估計會持續幾十年。如果你致力於傳播中國知識，務必紮紮實實地學習和工作，今後會有很大的空間，很多事情可以做，你會忙不過來的。
主持人：而且你看“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現在還在不斷地持續中，效果還在持續顯現，大家會越來越對中國的模式，中國的一切包括文明感到好奇。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問題留給了我們，我們要講中國故事。因為這個非常需要，既需要理論，同時還要對實踐很了解，要對中國的文明很了解。真的要把中國故事能夠講明白也不容易。
觀眾： 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提的問題是，對於我們當代年輕人來說，孫中山時代的“夢想家精神”和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們的“中國夢”怎樣能轉化為激勵我們投身國家建設的動力呢？謝謝！
張維為：我覺得這可以講大道理，也可以小切口，我跟你講小切口好不好？就是你只要會唱我們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抗戰時期的歌曲，你就會被激勵。
我們搞一些講中國故事的培訓，畢業的時候我們一起唱《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肩負起國家的興亡，大家都會被感動，因為血管里流出的就是血，我們的歷史是血脈相連的。
為什麽華為受到制裁的時候，華為員工齊唱《中國男兒》，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歌曲，非常提氣，精神血脈在這里。你越打壓我一定要做，一定要超越你，中國人有這個勁兒，我把這稱之為“文明的傳承”。
吳新文：我是講一些大道理，我們中國儒家有一個說法叫“君子不為稻粱謀”，就是君子要謀一些大的事情。但它儒家不關心生存嗎？它也關心。儒家的意思是說你把大事給謀好了，生活沒有問題的。
有個什麽好工作這個要求太低了，只要你把大事情幹好，立大志，你掌握了很好的知識，沒有問題的。就是號召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只要你聯繫在一起了，天地就非常廣闊，機會到處都有。
張維為
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吳新文
吳新文
覆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