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成為全球大流行疫情。如今世人大多認為一切俱往已,”一切復常”。然而,醫療、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餘震其實未完,我們只是選擇集體失憶。
耶魯大學醫學歷史學家斯諾登(Frank Snowden)指出,疫情是一件創傷性事件,不會突然或輕易結束,儘管病毒仍在,仍很危險,但我們卻避而不談。
新冠病毒在全球錄得710多萬人死亡,而且估計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達1500萬之多。在加拿大,死亡人數接近6萬,其中魁北克省超過2.1萬。去年,該省有近1800人死亡。
悲傷和震驚正被遺忘
去年10月,世衛歐洲地區主任克盧格醫生(Hans Kluge)就對疫情的集體失憶表示擔憂。
心理學家菲利普(Frédérick Philippe)解釋說,大眾選擇遺忘疫情某些部分是完全正常的。慢性創傷和疫情的壓力會抑制記憶:如自然災害受害者的記憶,往往會出現空白。
艾伯塔大學認知心理學家布朗(Norman Brown)亦指出:當出現正面或負面情感經歷時,就會產生記憶。但對許多人來說,疫情期間隔離的日子只是沉悶的記憶。你怎能記住空空如也的時刻?你怎麼能記住一段在無聊和恐懼之間搖擺不定的時光?
新冠病毒健忘症?五年過去,疫情影響猶在

醫學專家指,公眾選擇集體遺忘新冠病毒疫情,未有好好疏導及反省事件。照片:La Presse canadienne / Carlos Osorio
歷史重演
流行病後的健忘症並不新鮮。但傳染病將影響着社會發展,重要性絕不亞於經濟危機、戰爭、革命和人口變化:
18世紀的黃熱病,令歐洲軍隊嚴重虛弱,影響了海地革命。
修建巴拿馬運河的工人中,約有兩成人死於熱帶疾病。
拿破崙在1812年進軍俄國時,因痢疾和斑疹傷寒,嚴重影響軍隊。
1918年的流感疫情,被稱為被遺忘的大流行病,儘管它奪去了 5000 多萬人的生命。
斯諾登擔心,與過去一樣,世界未能從新冠疫情中吸取教訓並進行反省。
我們需要疏導事件,但我們卻在迴避,就像對待西班牙流感一樣。
引自 耶魯大學醫學歷史學家斯諾登(Frank Snowden)
斯諾登發現,疫情的記憶為大眾所迴避,但相反,社交網絡和政客言論中,仍然不時充斥反疫情、反疫苗的言論。
疫情與民粹主義
不少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疫情推動了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斯諾登解釋說:民粹主義者對疫苗接種和隔離的意見,打動了一部分人。
劍橋大學一位教授最近就寫道: 我們都在受政治上的長新冠所折磨。各國都在承受。疫情衝擊過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疲倦感。政治上的長新冠是一種巨大的不穩定力量。
斯諾登說:這種政治影響是災難性的。我們正目睹反動的新民粹主義,席捲大部分西方世界。
2022年加拿大卡車司機反對健康限制的示威,推高了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的支持度。
在意大利,投票支持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及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人當中,四成表示他們是為了譴責接種疫苗政策,認為這限制了公民自由。
川普自宣誓就職以來,已宣布將恢復因拒絕注射疫苗而丟去工作的武裝部隊成員的職務;承諾讓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並任命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為衛生部長和美國衛生研究院院長。前者在疫情期間傳播疫苗接種錯誤信息,後者則主張讓儘可能多的人感染病毒,以便加快恢復正常。
而川普本人,亦曾揚言可注射消毒劑或服用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 )來治療病毒。
斯諾登擔心,關於疫情的錯誤信息,正在改變我們對這個病的記憶。
科學政治化
在以往的疫情中,也曾出現過設立以改善健康為目標的運動。但這次不少公共衛生機構,卻受到民粹主義政黨的質疑。
皇后大學的醫學歷史學家達芬(Jacalyn Duffin)說:過去人們常讚揚醫護人員是英雄。後來人們厭倦了,就鄙視這些英雄,好像突然之間他們都要為疫情負責那樣。
她說,這是因為人類的天性,就是在尋找替罪羊:因為我們都希望相信這不是我們的錯。
例如,過去猶太人和巫師被指控傳播瘟疫。1885年,蒙特利爾也發生過反對天花疫苗的騷亂。當時,講法語的人被視為疾病的傳播者,而講英語的人則被視為實施過度限制措施的人。
以藝術宣泄
菲利普認為,即使大眾多想忘記,疫情也會永遠存在他們的記憶中。事實上,其中一種最佳的宣泄方式,就是宣之於藝術文化。
莎士比亞就曾經歷過鼠疫,這也常見於他的作品中。
挪威藝術家蒙克(Edvard Munch)的一幅自畫像,也顯示他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嚴重虛弱的情況。
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肆虐時,大眾也曾製作一床巨大的被子,來紀念死於該病的人。
菲利普認為,文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集體創傷事件,讓大腦重新整合我們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