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報》採訪了幾位最近離開或即將離開加拿大的前國際學生和外籍工人，了解他們對加拿大未能兌現承諾的感受，以及他們的新生活和未來展望。
有些人正在掙扎。另一些人則找到了在這裡無法獲得的機會。
多米尼加共和國：Oliver Benzon Martinez
奧利弗·本松·馬丁內斯 (Oliver Benzon Martinez) 2018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完成了廣告學本科學位，並且幸運地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呼叫中心接聽跨國公司的客戶諮詢。
為了建立事業並擁有更好的生活，他決定來到加拿大。他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不僅來自於他在島上遇到的度假者，還來自於推廣國際教育和移民的招聘人員。
在加拿大辛勤工作了近四年後，這位30歲的年輕人於去年11月被迫離開，因為他沒有合法的居留選項。
馬丁內斯於2021年5月來到加拿大，他希望能通過位於多倫多的ILAC學院和位於巴里市的Georgian學院聯合舉辦的項目管理研究生課程（學費17,000加元）找到一份工作，最終獲得永久居民身份。
他為教育貸款了12,000加元，後來又在加拿大申請了個人信貸來支付其他費用。
當他在2021年底畢業時，他找到的唯一工作是作為超市的訂單揀貨員。這份工作時薪為31加元，對多米尼加來說薪水相當不錯，他在那份工作上待了將近三年，直到他的工作許可證在10月到期。一個月後，他回到了家鄉，與母親同住。
他說：“沒有身份，根本無法在多倫多生活。” 他的倉庫工作無法為他提供永久居民身份。“現金工作每小時大概能賺15到17加元，你根本活不下去。我背負了很多債務，不能停工。”
馬丁內斯現在在Santo Domingo的一個呼叫中心為一家美國放射學公司工作，時薪為4.5加元，雖然這被視為一份不錯的工資，但他勉強維持生計。自他四年前離開家鄉以來，生活成本飆升；甚至連除臭劑的價格都上漲了兩倍。
他感到自己被加拿大政府背叛了，政府曾為臨時移民鋪開歡迎之路，後來卻迅速收回了這條路。
他說：“曾經有很多承諾。我盡力了，我遵守了規則。我努力工作，做出了貢獻。結果呢？”
最讓他感到不滿的是，他連EI（就業保險）都無法享受——他曾為此貢獻過，但因為沒有有效的工作許可證，他失去了工作，這意味着他無法合法工作，也被認為不具備就業能力。“我覺得自己被騙了。”
馬丁內斯計劃先償還債務，攢些錢，去讀一個電工的職業學校，期望將來獲得一個紅印證書，能為他有朝一日重返加拿大提供更好的機會。
孟加拉國：Ash Haque
哈克·阿什 (Ash Haque) 曾在孟加拉國學習酒店管理和烹飪藝術，並在馬來西亞進一步培訓，2018年末來到葡萄牙，持臨時居民許可證在酒店和餐館工作。
疫情期間，他失去了工作，但隨後得知加拿大勞動力短缺，並且正在尋找移民。溫哥華島的一位餐館老闆為他提供了工作並贊助了他的工作許可證。他於2022年夏天來到加拿大。
哈克喜歡這個社區以及他作為廚師的工作。他和妻子覺得在這裡安頓下來，決定開始組建家庭，並於去年8月迎來了第一個孩子。一個月後，他的工作許可證延期被拒，儘管老闆很希望繼續僱傭他。
這家人於11月回到孟加拉國，與他母親同住，機票錢是他從希臘的兄弟和德國的一位朋友那裡借來的。
36歲的哈克表示：“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情況。我把所有的夢想和一切都留在了加拿大。特魯多和（前移民部長）馬克·米勒把我趕走了。”
哈克表示，他拒絕了做假庇護申請或支付雇主虛假的工作機會，以便留在加拿大的做法。
他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這對像我們這樣的真正移民影響很大。” “我本來可以留在葡萄牙和歐洲的。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阿聯酋：Zihao Jin
2018年，金子豪 (Zihao Jin) 為了在多倫多大學學習計算機科學而來到加拿大，後來改學認知科學和語言學。
他在阿聯酋出生和長大，知道在一個國家做客的感覺。儘管他的父母多年來一直在那工作和生活，但他們的臨時居民身份——包括他自己——仍然和他們的工作掛鈎。那些未能合法逗留的人將面臨高額罰款。
但是，至少規則一直很明確且穩定，他說。
儘管擁有一個每年學費58,000加元的名校學位，金子豪還是由於缺乏職業和社交網絡，在畢業後很難找到一份有意義的工作。
他曾在餐館工作，後來又從事零售工作，然後於去年回國，儘管他的三年畢業後工作許可證直到2025年12月才到期。
他在迪拜說道：“看起來加拿大的經濟依賴國際學生來填補藍領生存工作。”
儘管離開加拿大很困難，但他很高興能和父母一起生活，並通過人脈找到了一份在電動汽車軟件公司做經理的工作。金子豪並不認為他在加拿大的時光是浪費，但他希望事情能有不同的結局。
他說：“離開加拿大不是世界末日。” 他珍惜在這裡的經歷和個人成長。“我很懷念和朋友們的時光，懷念在加拿大美麗的荒野里徒步旅行和露營。”
薩爾瓦多：Maria Alfaro
來自薩爾瓦多的瑪利亞·阿爾法羅 (Maria Alfaro) 擁有法學學位，但就業機會很少。多年來，她為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做的也不是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
2019年，她來到加拿大攻讀研究生，希望改變職業方向。先是在聖克萊爾學院學習人力資源管理，後來又在坎布里安學院攻讀組織管理。
2021年4月畢業後，她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在多倫多律師事務所擔任行政助理的工作，一直做到了去年7月她的工作許可證到期。
去年11月，她飛回家，和母親同住，過了兩周便找到了工作，為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遠程擔任法律助理。雖然她的收入只有在加拿大的一半，但她第一次能夠用上自己在法律領域的知識。
她說：“薩爾瓦多的住房很貴，如果不是住在媽媽家，我根本無法在城市裡生活。” 40歲的阿爾法羅表示，她走上了與朋友們類似的移民加拿大的道路，而她的朋友們如今都已經成為加拿大公民。
阿爾法羅正在繼續學習法語，並計劃在夏天重新參加英語考試，希望更強的語言能力和法律工作經驗能增加她明年獲得永久居民身份的機會。
她說：“我不後悔在加拿大的時光。” “只是我感到遺憾，沒能像我的朋友們那樣留下來。”
蒙古：Enyang Liu
來自蒙古的劉恩陽 (Enyang Liu) 在美國高中學習過一段時間後，2018年來到加拿大留學，因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相對容易獲得。至少，他在這裡的親戚是這麼說的。
經過四年（學費共計120,000加元），他於2022年6月從西安大略大學畢業，後來在大學擔任過輔導員，又做過季節性攝影師，後來搬到阿爾伯塔省成為自由攝影師。他覺得自己辜負了父母對他教育的投資。
對未來不確定，他申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數據與傳播專業碩士項目，預計在今年8月開始。
劉恩陽說，儘管從西安大略大學獲得了很好的教育，但他對加拿大提供的有限機會感到失望，永久居民身份本該彌補這些未兌現的承諾。
他表示：“我掙的錢足以維持生活，但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26歲的劉恩陽從卡爾加里表示：“我真的覺得我本可以在加拿大取得更多成就，但現在沒有。”
網友熱議
這篇文章引發了網友們的熱議。
“我深感抱歉，並對許多移民在工作簽證無法續簽時所面臨的困境感到深切的悲傷。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自己也不太理解移民系統。我們只是相信他們在履行自己作為移民官員的職責。
但我很好奇，你們中有多少人是通過移民中介來到這裡的？這些中介給了你們什麼樣的保證？加拿大確實需要加強對這些移民中介的監管，防止一些中介在那些渴望來加拿大的人身上賺錢，導致他們通過半真半假的承諾誤導個人。
不僅如此，尋求永久身份的個人必須了解真相，也許在興奮中這些信息被忽視了，尤其是當工作簽證到期時。”
“這些都是賈斯汀-特魯多（Justin Trudeau）未能利用部長和官僚機構制定立法的受害者。一般來說，一項新法案的起點是部長指示官僚們撰寫法案以實現其目標。官僚們習慣於評估哪些其他部門或省級部門可能會受到影響，並讓他們參與立法準備工作。一旦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對法案進行了研究，法案就會被起草並提交給部長。然後對法案進行微調或退回審查，最終提交眾議院通過。特魯多跳過了所有這些步驟，他認為有些東西是好的，就與他的總理辦公室討論，並告訴立法起草人該把什麼寫進去。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會出現大規模移民，而需要這些服務的人卻急劇增加，卻沒有住房、教育或醫療服務。
我相信，卡尼理解我們的憲法，也理解妥善處理事情的必要性。我認為他尊重他的內閣和官僚機構，我們不會看到任何破壞 JT 聲譽的臨時改變。他是一個聰明、合格、善於表達的人，擁有政治、經濟和全球事務方面的經驗。我們很幸運能有他擔任總理，我希望我們能留住他。”
“作為一名移民，我承認獲准來到這裡是一種特權。我也承認，國家不應該接納超過其合理承載能力的人口。在當前的住房短缺和初級保健醫生不足的情況下，我認為減少允許進入的人數是公平的。”
“我不太明白這類文章的目的何在。這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應該討論的是加拿大人——包括公民和移民的生活與困境，但移民希望者出了問題與我有何關係？抱歉，我並不是沒有同情心，我祝他們一切順利，但政府與這些人之間並沒有明確或隱含的契約。而且他們可以在自己國家繼續他們的計劃，問題是他們不能在這裡等待。加拿大政府理應毫不抱歉地做出對加拿大人有利的決策，而不是對非加拿大人的決策。這是個奇怪的概念嗎？”
“很棒的文章。我對我們的系統感到好奇。似乎大家普遍的期待是，任何人只要進入任何高等教育機構，學習任何專業，就可以被允許留在加拿大。但這不應該是預期的結果，需要進行重新調整。
我還想到了《星報》上一篇關於新移民在找工作時面臨挑戰的文章。儘管這些人可能是非常和善的個體，但如果他們在爭奪住房、爭取看病的機會，並且因為無法工作而依賴社會保障體系，那麼對加拿大似乎並沒有什麼‘淨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