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纹陶盘栩栩如生，诉说先民的龙图腾崇拜；内外双城雄伟气派，见证都城气象；古老乐器成组出现，反映礼乐文明初始……
近期，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第一次集中系统呈现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文明。
230件（套）文物展出：勾勒4000多年前陶寺文明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坐落在遗址西北边缘的陶寺遗址博物馆，2024年11月12日建成开放。朱书扁壶、铜铃、板瓦、绿松石镶嵌腕饰、玉璇玑、圭尺……230件（套）珍贵文物全景式展现了陶寺遗址46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陶寺遗址博物馆外景（2024年11月1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人们对陶寺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不知’到‘知’的过程。”80余岁的陶寺遗址第一代考古人高炜说。1958年，陶寺遗址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此后经过多次调查、复查。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作出发掘陶寺遗址的决策。
目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彦煌、高天麟、高炜、李健民、梁星彭、何努、高江涛等为代表的几代陶寺考古人，完成遗址分布范围内约400万平方米的考古调查，发掘面积近3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5500余件。
墓葬区最先面世。1978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逾七成没有随葬品，为平民墓。在大墓和较高等级中型墓中，出土了由成组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玉石器构成的礼器群，尤其5座大墓中出土了蟠龙纹陶盘、鼍鼓、土鼓、石磬等礼制重器。
这是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出的蟠龙纹陶盘（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这里有没有城墙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从1999年开始，考古队领队梁星彭和队员们在田间地头、山梁沟峁寻找蛛丝马迹。
“两三年后，陆续发现的夯土痕迹形成了一个‘框’，我高兴得不得了。”80余岁的梁星彭说，这是一个圆角长方形的城池，城墙底宽8米左右。陶寺先民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城市，意味着拥有了发达的组织能力和高高在上的“王”。
进入21世纪，在何努、高江涛两任考古领队的先后带领下，考古工作者发现大城内分布有宫城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多个功能分区。
从展出的农作物遗存、家畜骨骼、陶器、玉石器、骨器、漆木家具、铜器、乐器等可以看出，陶寺先民以黍粟为主要农作物，养殖猪牛羊等家畜，会酿造美酒。手工艺人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和范铸造工艺，能制作出纯度达97.86%的铜铃；掌握了平面式粘嵌技术，能做出精美的绿松石镶嵌腕饰；可以熟练使用矿物质颜料，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彩绘艺术。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目前，陶寺遗址的考古重点集中在中期大墓和手工业作坊区，更多发现等待揭晓。
“陶寺遗址的有关遗迹和遗物，反映出距今4000年前后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广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体的历程，引领当时的文明发展新格局。”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说。
双城制与礼乐器：诠释煌煌都城礼乐风范
站在陶寺鼎盛时期城址沙盘前，城市规划尽收眼底：28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内，坐落着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内外“双城制”呈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
宫城的发现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技工张官狮密不可分。2012年的一天，他在工作中突然看到有段土不一样，就拿手铲刮了刮，喊上高江涛顺着沟边追出50米，发现这段土到断崖旁看不到了。后来考古队集中勘探了不到10天，惊喜地发现夯土遗迹形成合围，而且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都在这个“框”内。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在这座宫城内，矗立着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宫殿。高江涛说，最大的宫殿类基址面积近6500平方米，而且建筑基址上一座主殿的面积达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基址。
展柜内一块白灰墙皮吸引了游客目光，上面刻画着由圆圈、直线、折线构成的几何图案。
这是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内展出的陶寺遗址白灰墙皮（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据推测他们先在墙体涂草拌泥，再抹白灰，然后用工具压出几何纹饰。”讲解员曹萌萌说，陶寺先民对宫殿的外墙、内墙和地面进行了装饰和处理，不仅令建筑整体看起来光洁，还改善了室内亮度，并有效防潮。
“宫城的出现意义重大，意味着社会最高统治阶级的出现，即王权的形成。”高江涛说，陶寺的“双城制”与后来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在“礼乐文明”展区，石磬、土鼓、鼍鼓等乐器经复原后与观众见面。石磬器形较大；土鼓以陶为腔，顶端蒙皮，鼓身底部有多个音孔；鼍鼓即鳄鱼皮鼓，呈竖立筒状，彩绘鲜艳漂亮。
“技术高，态度非常认真。”90岁的襄汾县老文物工作者陶富海，提起当年专家王振江起取鼍鼓的场景仍赞叹不已，“由于鼓体已腐朽，他先将鼓腔内的淤土清掉，再在鼓腔内先后涂抹一薄层、一厚层的石膏浆，最后剔掉鼓外填土，就得到鼍鼓的外形了。”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已出土20余件乐器，种类和数量之多、规格之高比较罕见，大墓中还出现鼍鼓、土鼓、石磬等固定组合、固定数量、固定位置的现象，反映出早在青铜器还没有普及的史前时代，礼乐制度已在陶寺大地出现。
“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是陶寺文明的两大特征。”高江涛说，这座都城创造的文明很多被夏、商、周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
创意激活文化：让古老遗存焕发现代活力
进入沉浸式数字展厅，陶寺城的生活画卷在游客张泽豪身边展开：被城墙环绕的大城在晨曦中醒来，宫城里“王”在处理政务，乐师们敲鼓击磬，艺人在作坊区绘制陶器，农民在田地里迎来粟黍丰收……“有种穿越感，在轻松氛围中就对陶寺文明有了全面了解。”他说。
游客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实物展示、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动画演示、多媒体互动装置……在陶寺遗址博物馆，早期国家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探源的魅力有了新的表达和呈现。
“陶寺文明距离现在比较遥远，我们想尽办法帮助观众建立历史想象。”襄汾县委书记刘春林说。
这是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一处都城复原景象（2024年11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博物馆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研究，打破以时间为序的展陈传统，精选文物，采用“专题”叙事方式，通过现代化创意手段，从都城、农业、手工业、礼乐文明、天文历法、文明特质等方面，展现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和恢宏图景。
“这座都城的形成，是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史前时期区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可以看出陶寺文化包容、创新的特质。”高江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