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師大曆史地理系學生锺鴻、閩南師大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王建民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2月号發表專文《島内“台獨教育”發展演變與對青年“國家認同”的遞進影響》，作者認爲：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心理基礎是台灣民衆的“中國國家認同”，而正處于思想萌發和激進時期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的“國家認同”，對于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科學教育與國家認同觀的形成有緊密的關系，台灣教育政策的變遷對民衆的“國家認同”觀産生了重大影響。扭曲真相、重塑認同、歪曲史觀的“台獨教育”割裂了兩岸精神紐帶，解構了“一個中國”的根基。因此爲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加強文化溝通和教育，闡述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塑造台灣青年正确的價值觀和曆史觀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内容如下：
台灣民衆的“中國國家認同”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心理基礎。幾十年來，台灣民衆的“中國人認同”不斷下降，尤其是台灣新生代的“中國意識”退化嚴重。①台灣青年群體的國家認同分歧逐漸減少，即以“台灣認同”替代“中國國家認同”的情況逐漸增多，“台灣人”認同成爲自我身份認定的主流。②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解決台灣問題需從文化教育入手，溯本求源，尋找兩岸文化的共同點。習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強調：“兩岸同胞都要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榮偉業。”青年之教化需要從教育抓起，本篇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下審視台灣教育政策的變化，聚焦主流意識形态對台灣青年思想肇建的作用，并提出合理的對策，望對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發揮借鑒意義。
一、台灣教育主導思想曆史演變與“台獨教育”發展脈絡
1895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占領台灣後成立了主管教育的“學務部”，開始實施以“同化主義”爲核心的教育方針，試圖在台灣構建與日本本土相類似的教育制度，并主要指向于日本“皇民”身份的認同教育，從而更好地爲日本服務。且從1937年起，台灣所有公立學校統統取消中文課程，中文報紙停刊，不斷強化日本對台灣的文化殖民。
1945年台灣光複以後，國民黨政府主要推行“去皇民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教育政策，試圖以當時中國教育模式、體系改造台灣原本的殖民教育，恢複中華民族文化并落實三民主義教育。同時把“民族精神”的塑造與“三民主義”、“反共複國”等國民黨意識形态相結合，打造具有高度的統一色彩和“黨化”色彩教育體系。
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領導人後，逐漸強化教育的“台灣主體性”，将重視“鄉土教育”确立爲台灣教育改革的三大重點之一。③伴随着90年代中後期《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等相關政策的出台，“民族精神”、“反共複國”等概念出現了相應的淡化，而台灣本土化趨勢則不斷地加強。
在培養“本土認同”幌子下，李登輝當局于1997年推出了開啓“去中國化”之路的初中教材——“認識台灣——社會篇、曆史篇、地理篇”。“認識台灣”系列教材以“獨派”學者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理論爲基礎，貫穿了“反共、反中、親日”三大主題。曆史篇以所謂類似同心圓理論（第一圈“鄉土史”，第二圈“台灣史”，第三圈“中國史”，第四圈“亞洲史”，第五圈“世界史”）将“台灣史”從中國史剝離。在“台灣史”編排中，台灣曆史被分爲“史前時代”、“國際競争時代”、“鄭氏治台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六個階段，删除了兩岸早期曆史連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灣同胞反對外來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鬥争和台灣光複運動，出現日本殖民統治不但無過反而有功的謬論。該教材稱，“日本的殖民統治”給台灣帶來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并将“中華民國”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一同稱爲壓迫台灣人的“外來政權”。社會篇則是大力宣揚李登輝的分裂言論，鼓吹“台澎金馬”是“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台灣’”，“‘台灣人’已經成爲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台灣社會也逐漸成形”，同時還煽動所謂“四百年來台灣人民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悲情曆史”。該教材甚至還歪曲民族精神，稱台灣“傳承”了日本“大和魂”精神形成了“台灣魂”。地理篇更是出現了在地圖中将“台灣”與“中國”以明顯不同顔色标出的謬誤。④1999年，島内推行台灣高中課綱（即“88課綱”），在教科書中将“台灣史”部分從“中國史”部分獨立，單獨成篇，讓“反共、反中、親日”主題進入高中教材。同時，通過修改相關規定将過去的“一綱一本”模式改爲“一綱多本”模式⑤，這樣，“台獨”組織便可堂而皇之地參與教材編寫，給青年灌輸有“獨”的思想。
到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台灣當局一方面繼續向縱深層次推動“台灣主體性教育”，另一方面則刻意弱化或扭曲教育中的“中國元素”，如割裂“台灣史”與“中國史”，降低“國文”課程中文言文及中華文化相關内容的比重，更改部分學校名稱中的“中國”、“中華”等文字符号，推進教育的“去中國化”。
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期間，在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及部分“統派”團體的呼籲之下，馬英九當局才開始進行相應的教育改革工作。出于“撥亂反正”的需要，馬英九當局于2009年、2013年兩次對部分科目的課綱進行了修訂，分别形成“101課綱”和“104課綱”。而此次新課綱修訂主要強調了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爲擺正台灣與中國的關系，部分内容從“台灣史觀”回歸到“中國史觀”，突出了中國整體史觀的視角和增加了民族認同感；其二爲強化中華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教材中的所占比重；其三是修正部分與統治者相關的表述，如将“日本統治時期”改爲“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再以“政經分離”的方式評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功過⑥等。總的來說，此次修訂是有利于增強“中國認同”和遏制“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活動。但由于以民進黨爲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的強烈反對和幕後策劃，2015年5月爆發了由台灣多所高中學生發起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在此次“反課綱”運動的影響下，台“教育部”宣布三項處理原則，即“新舊教科書并行，尊重教師專業自主選書權”、“新舊教科書有争議的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啓動課綱檢讨程序，同步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計劃”。由此觀之，馬英九當局推動的“撥亂反正”教育改革，在“台獨”分裂勢力的強烈反對與抵制下，軟弱的馬當局還是妥協了，未能扭轉台灣“主體化教育”與“去中國化”教育的發展路線。
民進黨自2016年5月再次上台執政後，第一件事就是任用兩位“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人士擔任台教育與文化部門負責人，并立刻廢除馬英九任期内所推動的“課綱微調”，繼續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企圖把日本的殖民侵占和中華的江山一統相混淆，将台灣與中國大陸完全分割開來。其中，完成修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并于2019年正式上路實施。其中不僅将台灣曆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史”并入“東亞史”，而且在書中大量删減了中國史的相關内容，将5000年的中國曆史僅僅用1000多字概括。教材中更是完全不提清朝時期對于台灣開發的貢獻，反而把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對于基礎建設的投入說成是日本對台灣的“貢獻”。其中修建了台灣嘉南大圳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更是被“神化”，但課本卻完全未提八田與一修建水利工程時侵占農田及向民衆強收水費的事實。
島内“台獨”分裂勢力尤其是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綠化”曆史教學與“文化台獨”教育政策，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造成台灣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錯亂與史觀混亂，也模糊了台灣年輕人對于大陸和日本之間的錯誤觀感。
二、台灣“去中國化”“台獨教育”對台灣地區青年“國家認同”的影響
國家認同是人們所有的政治認同中處于最高層次的認同，即國家認同是政治認同的最高形式。島内“台獨”教育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而民進黨執政者繼承了李登輝的衣缽。在“台獨”史觀教育下的一代代台灣青年，通過被強行灌輸“台獨”思想，國家觀、曆史觀、民族觀的重新塑造，淡化了他們的“中國國家意識”和曆史認同觀，深陷于“台獨”思維與意識之中，也讓台灣社會“獨化”現象更加嚴峻，嚴重威脅兩岸關系的健康發展，給中國國家認同和祖國和平統一帶來重大不利影響。
（一）台灣青年“台灣主體意識”的強化與文化政治認同的混亂
“台灣主體意識”發轫于日據時期，流變于20世紀60-80年代，畸變于20世紀90年代。教科書是台灣當局政治意識形态的映射與體現。以“台灣認同”即“台灣主體意識”的滲透爲指針，台灣地區中小學社會領域教科書具有嚴重的“去中國化”與“台獨”政治化傾向。20餘年來，島内的所謂台灣“本土意識”增強，一批“人造獨”被培養出來，成爲“台獨”意識形态的追捧者，甘爲民進黨票源，讓民進黨在選舉中大嘗“甜頭”；20餘年來，兩岸間國族認同差距加大，開始出現“人造獨”基因的世代傳承，兩岸關系發展面臨挑戰。李登輝、陳水扁時代通過在政策上實行“去中國化”來迎合美日，從而達到鞏固政權和尋求國際上政治依靠的目的。他們否定“九二共識”，扭曲一個中國原則，對本土青年灌輸“台獨”觀念，導緻兩岸民衆思想意識與政治認同長期處于對立狀态，産生了疏離感和“他者感”，并炮制了文化沖突，從而使台灣社會的“本土化”傾向不斷加強。
然而“台灣主體意識”的加強，不僅會影響身份認同、文化認同，也影響政治認同。近期台灣的一項民調顯示,被調查的台灣青年(19-29歲)中僅有27.78%的人認同“原住民以外,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自中國大陸,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一表述,而有66.67%的人認同“雖然很多台灣人早先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一兩百年來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血統與文化,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中年人(30-59歲)認同兩種表述的比例則分别爲58.11%與37.84%。⑦由此可見，台灣當局的教育模式對當地青年的意識形态的腐蝕及其深刻，台當局這種最強力扭曲真相、重塑認同、歪曲史觀等手段，必然會不斷破壞兩岸共同國家認同，使島内陷入嚴重文化與政治認同分裂、混亂之中。
（二）台灣青年中國史觀出現嚴重扭曲與變異
在曆史哲學的視野中，曆史的整體性首先在于曆史意識的整體性，也與作爲人類認識的結果、曆史意義密不可分。通過教育傳遞本民族的曆史記憶,使民衆在正确的曆史認知中豐富對于民族共同體的想象,産生對于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是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路徑。⑧縱觀台灣“台獨”教育史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整體曆史的斷裂和缺口。
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同心圓”教育觀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史觀”讓位于“本土史觀”和“台灣史觀”，強行割斷中華民族的曆史血脈，很大程度上使台灣民衆的曆史認同構建呈現出矛盾而複雜的特殊形态，紊亂了其對于民族曆史的認知，并逐漸脫離中國曆史的内在聯系。一方面導緻台灣青年對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持續性斷裂,從最根本上阻斷了兩岸作爲文化共同體的情感記憶,繼而發展爲對中華文化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的逐漸淡漠,“兩岸一中”的中國國家意識蛻變爲“台灣主體意識”,爲兩岸和平統一前景蒙上陰影。有島内輿論認爲，當前全世界熱衷學習和研究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與曆史，在全世界追逐華人商業與文化事業，通過熔鑄傳統與現代進而創造出無數動人的文創産業之際，島内“台獨”勢力卻忙着将政治黑手伸入校園，罔顧專業地以政治肆意淩駕教育；長此以往，将毀掉台灣青年的競争價值，使他們隻能困守島内，失去世界競争力，最終将造成台灣未來的人才浩劫。⑨然而這種曆史缺口因由少數當權者所利用和把持，使廣大台灣群衆埋沒于曆史真相之中，無疑反映了台灣問題日益複雜之形勢。甚至在社交網絡平台，不時發現一些台灣青年竟認爲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在荷蘭、日本或在美國的現象，更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