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實施的“緊急戒嚴”僅持續6個小時就告終結，令本國陷入巨大政治動蕩之中，舉世也為之嘩然。就在此時，又有人不安好心，刻意把此事件和中國扯上關系。
當地時間12月4日，英國《金融時報》東京分社負責人利奧·劉易斯（Leo Lewis）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渲染了韓國戒嚴事件的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隨後竟聲稱，如今中國的崛起和特朗普的回歸導致這種不可預測性變得常態化，雖然單一事件可能令人震驚，但更應該被視為一種持續不斷且不斷變化的現實問題，對韓國尤其如此。
可笑的是，這篇文章幾乎沒有在分析戒嚴事件本身和韓國國內問題，而是一股腦地無端指責中國是導致許多問題的最棘手原因，而這一切的“原罪”，就是中國近年來的崛起。
作者認為，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地緣政治和安全角度，正是由於中國企業和國家實力的不斷攀升，導致韓國企業和產業變得無比痛苦，該國被迫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於是乎，韓國民眾對本國政治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日益絕望，這種病態心理才導致了戒嚴這種“瘋狂事件”的最終發生。
英國《金融時報》東京分社負責人利奧·劉易斯 資料圖
令人諷刺的是，盡管韓國剛剛發生了令全世界為之震驚的戒嚴事件，但文章作者為達某種目的，仍在開頭刻意吹噓所謂的“民主”，聲稱正是“值得稱讚的民主進程”讓尹錫悅解除了戒嚴，這是韓國“值得稱道的地方”。
隨後，文章又吹噓了韓國進入21世紀之後的經濟發展，但卻又轉而宣稱，從韓國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崛起往往帶來了所謂“零和影響”，以及中國迅速且猛烈地破壞以往穩定局面的能力。
離譜的還在後面，作者劉易斯甚至開始這樣無端指責中國：“如果說周二的瘋狂（指戒嚴）反映了公眾對（韓國）政治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日益絕望的病態心理，那麽中國就是導致許多這些問題看起來如此棘手的原因之一。”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韓國首爾，市民在鐘閣站附近拿取有關解除緊急戒嚴令的公告。當天，韓國總統尹錫悅通過一場緊急的全國講話宣布解除緊急戒嚴令。 視覺中國
往後看這篇文章才發現，作者的邏輯原來是這樣的……
文章提到，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及其在價值鏈上的穩步攀升，如今在半導體、白色家電、消費電子和汽車等領域構成了巨大挑戰。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艱難的，但這些行業對“韓國工業奇跡”的貢獻不成比例地高，因此所帶來的痛苦也不成比例地深。
韓國必須駕馭的地緣經濟航程充滿了風險與悖論，即便是像三星這樣的競爭力象征也顯得力不從心。和日本一樣，韓國一直是有利於全球化的原有世界秩序的巨大受益者。如今，韓國可能不僅被迫選邊站隊，而且還要痛苦地決定，其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采取最大限度的敵對態度之上。
當地時間2024年10月8日，韓國首爾，瑞草區瑞草洞的三星大廈。三星電子10月8日表示，預計第三季度利潤將增長近三倍，但未能達到市場預期，因為該公司難以利用市場對用於人工智能服務器的芯片的強勁需求。 視覺中國
文章認為，從地緣政治和安全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以及美國對此日益強硬的回應，則使韓國陷入了覆雜的境地，也導致其國內社會分裂加劇——一方希望韓國更加親近華盛頓及其盟友，另一方則傾向於保持較為松散的關系。
由此，與這些緊密相關的問題引發了韓國一系列擔憂，其中包括：擔心被卷入任何圍繞台海地區而爆發的沖突、所謂“朝軍援俄”的傳聞，以及中俄朝之間合作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征兆。
文章認為，如今在這些地緣政治和經濟糾葛之上，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將如何決定韓國的走向，或者說，如果“美國優先”這種最悲觀的局面真的發生，美國昔日對韓國穩固的支持是否會突然變得脆弱。
同時，盡管文章作者承認，韓國自身的一些問題導致了諸多政治動蕩，但該國是發達經濟體正經歷更廣泛動蕩時期的一個例證，並聲稱，中國崛起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卻是一個韓國無法承受與之碰撞的強硬因素。“尹錫悅的豪賭是一場極端氣象事件，而潛在的氣候變化則更加令人擔憂。”文章最後這樣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