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鄧小平曾如此評價過中葡兩國的關系。
然而，一向被認為“沒有吵架的問題”的中葡兩國，卻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展開了長期的外交試探與拉鋸。在多方運作和多輪談判博弈後，才敲定1999年12月20日為澳門回歸的最終日期。這個抽象的時間背後有何深層意蘊？中葡兩國為何在澳門回歸時間上爭執不下？
今年是澳門回歸25周年，讓我們重溫歷史，看看澳門回歸背後，中國和葡萄牙是如何就回歸時間問題進行博弈和談判的。
--------------------------------------------------------------------------------------------
20世紀80年代，為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先後啟動與英國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與葡萄牙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經過多輪談判，中國政府先後與英方、葡方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覆行使主權、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覆行使主權。
由於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英國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到1997年6月30日屆滿，所以香港回歸祖國的時間定於1997年7月1日並不難理解。
但是，中葡之間有關澳門問題的“協議”——無論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還是1979年中葡建交時達成的有關澳門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都未對葡萄牙管治澳門的時限作出明確規定，那麽澳門回歸的時間為什麽定於1999年12月20日呢？事實上，這個時間是中葡兩國政府經過曠日持久的外交博弈確定的。
對中葡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的外交博弈，學界的相關研究比較少。王俊彥撰文介紹了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前途問題談判的歷史過程，其中對澳門回歸時間問題有所涉及。[1]羅燕明撰文梳理了澳門問題從16世紀產生到20世紀徹底解決的歷史脈絡，其中簡要介紹了中葡雙方在外交談判過程中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交鋒。[2]
另外，一些澳門史研究專著在敘述1986-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這段歷史時，也簡略論及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對中葡雙方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外交博弈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進行了基本呈現，但缺乏對該問題來龍去脈的專門梳理和闡釋，在史料、內容等方面也有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的空間。
為此，本文擬對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外交博弈及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作出盡可能全面、系統、深入的梳理和闡釋，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妥善處理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歷史經驗，以期為當前應對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問題提供一些現實啟迪。
一、放棄“港澳同時”：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隔空試探
中葡雙方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的較量由來已久。早在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啟動後，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也開始被中葡雙方提上議事日程。在此階段，中葡雙方並未就關鍵且敏感的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展開直接接觸和正式磋商，主要是通過向港澳報刊“披露”消息或“隔空”喊話的非正式方式，間接試探彼此態度和底線，並在此基礎上謀劃和準備各自的談判方案和策略。
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並就澳門地位問題達成“諒解”後，中國政府打算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繼續對澳門執行“維持現狀不變”的特殊政策。
1979年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圖為葡萄牙首任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安東尼奧·雷薩諾·加西亞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烏蘭夫遞交國書國家人文歷史
在1979年3月麥理浩“投石問路”的“北京之行”致香港問題被提上中英外交談判的議事日程後，澳門問題雖也時常在中英之間連同香港問題一起被提及[3]，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為避免“雙線作戰”，中國政府強調繼續維持中葡建交談判商定的澳門地位，不急於解決澳門問題[4]，暫未專門對澳門前途問題作出改變現狀的公開表態。
與此相應，葡萄牙也不再像“四．二五”革命前後那樣將澳門視為包袱，而是將其重新定位為新時期發展和鞏固中葡關系的門戶[5]，所以澳葡當局在中葡建交後不久便制定出涵蓋澳門行政、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的發展計劃[6]，大力改善對澳門的管治。
1982年12月24日，中英雙方正就香港主權和治權問題展開激烈交鋒。在此背景下，里斯本的《國民日報》在采訪澳門總督高斯達時問到澳門前途問題。高斯達表示：“目前沒有任何跡象和根據表明中國要尋求有別於現狀的解決辦法。”[7]
此後，隨著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外交談判的深入推進，高斯達在不同場合又多次表示：“澳門在未來依然會保持現狀。”[8]1984年5月5日，正在中國訪問的葡萄牙副總理麥斌圖對記者表示：“對澳門來說，並不存在一九九七的問題。”[9]
這說明，一方面，在澳門問題正式提上中葡兩國政府外交談判的議事日程之前，“維持澳門現狀不變”符合雙方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對中方而言，隨著香港前途逐漸明朗，澳門問題不可能永遠被擱置下去。
然而，從葡萄牙和澳葡當局的各種表態中可以看出，葡方反覆強調“維持澳門現狀不變”的階段性共識，對澳門前途問題基本秉持比較保守的回避態度，這當然有顧及中葡友好合作關系的因素，也折射出其不再急於交還澳門而戀棧殖民統治的微妙心態。
特別是麥斌圖的表態顯然是在暗示中方：葡萄牙管治澳門沒有時間限制，中國不應過早、過急改變澳門現狀，而應排除外部因素干擾，允許葡萄牙在香港回歸後繼續管治澳門。這無疑為此後中葡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的分歧和較量埋下了伏筆。
1984年7月前後，中英“聯合聲明”即將達成，兩國之間的外交談判進入尾聲，香港前途也將塵埃落定。在此背景下，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公開表態也日漸頻繁而具體。無論是兩國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早已十分清楚香港問題的解決進程和方式勢必對澳門問題產生預示性的直接影響，而葡方對將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視同一類的各種觀點一向懷有強烈抵觸心理。
在中方正式就澳門前途問題作出公開表態之前，葡方已開始就其歸還澳門的時間這一核心問題做出各種“澄清”。1984年6月19日，正在日本訪問的葡萄牙總理蘇亞雷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澳門的情況與香港完全不同，澳門與香港沒有可比性，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將延續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以後。”[10]
1984年7月，澳葡當局首席建築師阿米爾卡在一次采訪中表示，澳門“規劃未來工程建設所界定的時間範圍不在於1997年，也不在於本世紀末，而在於超越本世紀。[11]1984年7月13日，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在總統府接見高斯達，其間談到了澳門前途問題。
回到澳門後，高斯達對記者表示：“只有香港問題確定後，中國才或會考慮澳門的問題，這點表示可能在本世紀內雙方不會展開談判。”[12]由此可見，在香港問題即將解決、澳門問題避無可避的形勢下，葡方已不再寄希望於中方無限期延緩改變澳門現狀、解決澳門問題的步伐，而開始單方面明確表態對澳門的管治至少將跨越1997年的立場。
1984年9月26日，中英雙方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問題圓滿解決。10月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由200名港澳知名人士組成的國慶觀禮團。其間，澳葡當局立法會議員、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向鄧小平問到澳門前途問題，鄧小平思索片刻後回答：“澳門問題將會和香港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決，至於解決澳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其他，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對香港有利，我還在考慮，現在想聽下大家的意見。”[13]
這是中方首次就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和時間公開表態。很顯然，這是鄧小平基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就一貫秉持的“港澳一體”思想迅速作出的判斷和回應。在鄧小平看來，在同一時間、以同一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無疑是最有利和最穩妥的；但是，茲事體大，各方意見可能不一，最終是同時收回、早些收回、晚些收回，還無法完全敲定。
1985年5月20至26日，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應邀回訪北京。其間，中國方面主動表示，希望盡快舉行談判解決澳門問題，以使“澳門的移交可以與恢覆行使香港主權同時進行”。[14]對中方計畫將解決澳門問題提上雙方外交談判議事日程，葡方已有心理準備，於是“同意於近期內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澳門問題舉行會談”[15]；
但對中方領導人首次明確的澳門回歸時間，葡方表示“政權移交進程所應具有的尊嚴，目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彼此都不丟面子”。[14]葡方意有所指，卻又沒有明確表態讚同或反對。
為此，1985年7月19日，到訪北京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學者訪問團在問及葡萄牙政府何時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國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秘書長魯平進一步透露：“收回澳門的日期，將與香港相同。”[16]這是繼鄧小平等中方領導人表達收回澳門時間的傾向性意見後，具體負責處理港澳事務的中國官方部門首次對外公開表露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
然而，這一試探性的公開表態令一向意在1997年以後乃至21世紀交還澳門的葡方大為不滿。1985年8月中上旬，高斯達在接受《遠東經濟評論》雜志采訪時聲稱：“……我們可能一兩年內離開。為什麽我們要在中共限定的期間，繼續留在這里？還有很多問題要討論，包括移交的時間。”[17]葡方這種具有威脅性的激烈反應，在1979年中葡建交後以友好合作為基調的雙邊關系中幾乎是沒有先例的，企圖通過這種單方面撤退的不合作方式阻礙“一國兩制”在澳門落地、動搖香港同胞信心、消減“一國兩制”科學構想在統一台灣過程中的示範效應，進而迫使中方為顧全國家統一大局而讓步。
客觀而言，澳門確實被公認在“一國兩制”和中國和平統一大局中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但是葡方不至於不計後果地無限度誇大和利用這種“作用”，中方在澳門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決心也絕不會輕易被這一“作用”所鉗制。《遠東經濟評論》雜志公布這段談話後，高斯達次日便立即對這些“冒失”的過激言論予以“否認”：“《遠東經濟評論》雜志的報導並不正確，我沒有提及過葡萄牙在兩年內撤離澳門的想法，在接受雜志訪問時，只提及澳門及解決澳門前途的有效方法”“有許多問題需要商討解決，包括在適當時間把澳門交還中國”。[18]
其實，葡方反對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立場沒有變化，只是換了一種更具彈性和建設性的委婉說法而已。當然，中方此前透露的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本意也只是嘗試為解決澳門前途問題提供一種參考性方案，並非單方立場和政策宣示，因此中方也樂於接受葡方這種對話與合作的態度。
1985年8月17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後在會見澳門專業人士旅行團時表示：“解決澳門問題的原則與香港差不多，離不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其他問題將在明年舉行的中葡會談時解決。”[19]
1985年9月初，李後在會見澳門各界婦女訪問團時再次重申：“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也有不同，因此一切問題還有待明年中葡兩國談判時商量解決，到時還要聽聽澳門同胞的意見。”[20]中方這種“原則問題中方決定、具體問題商量解決”的表態，可視為對葡方態度軟化的積極回應，也意味著打消了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想法。
經過這一階段的隔空試探，中方認識到葡方的底線是不能接受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希望盡可能遲地交還澳門；葡方也認識到中方希望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但還未亮明底線。因此，中方及時調整談判策略，不再堅持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的試探性方案，而葡方誤以為其成功“迫使”中方讓步，便進一步設想和謀求在2000年後交還澳門。
二、堅持“本世紀內”：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正面交鋒
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較量，在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正式啟動後進一步升級。在談判過程中，雙方正式將這一焦點問題提到談判會議上展開直接的交涉和博弈。經過反覆磋商，中葡雙方相繼就澳門回歸的年、月、日達成一致。
1986年6月30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首輪會談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左三）任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國家人文歷史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第一輪談判。在第一天會議上，中方首先確認了1979年中葡雙方達成的有關澳門地位問題的“諒解”，闡明了中國政府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方針政策。在明確了解決澳門問題的基本原則後，中葡雙方理應開始商量解決包括澳門回歸時間在內的一些具體問題。在第二天會議上，中方進一步向葡方提交了提前準備好的中葡“聯合聲明”主體文件之中方草案文本。
其中，“草案”第一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以下稱澳門）歷來是中國領土，根據全體中國人民的意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日期待定）收回澳門並對澳門恢覆行使主權。” “草案”第二條規定：
“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的主權，葡萄牙共和國政府將於……（日期待定）將之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14]與此同時，為加速談判進程，中方根據談判開始前試探到的葡方底線，進一步向葡方提出了“中國於1998年恢覆對澳門行使主權”[14]的參考方案。然而，對於這一方案，葡方強調：“澳門與香港不同，中方應給葡方更多的過渡時間，至少不能少於香港的12年過渡期，倘若香港有12年過渡期，而澳門少於12年，則葡國內各派政治力量都會對執政黨和談判代表團群起而攻之，將造成談判的極大困難。”[21]
顯然，即便中方已特意錯開收回澳門與香港的時間，葡方仍不滿意。雙方的這一分歧，直至第三輪談判結束時仍然懸而未決。在1986年10月21至22日舉行的第三輪談判中，沈默已久的葡方集中對中方在前兩輪談判中提交的全部文件草案作了分門別類的總評論。
這些評論涉及相關條款的表述、相關概念的界定等多方面內容，唯獨避開了交還澳門的時間這一最為實質性的議題，這顯然是故意為之。在中方就此專門提醒葡方之後，葡方也只是再次重申了在第一輪談判中的回應[14]，唯恐避之不及。
當然，這其實是葡方的談判策略，意在將這一敏感問題拖延至1985年1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訪問葡萄牙期間討論，以利用其主場優勢和逼近中方期望在1987年3月前後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提交全國人大批準的限期，迫使中方進一步推遲收回澳門的時間。
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歷時兩年多，其間從未有中方官員遠赴英國與英方開展磋商的問題，北京是唯一的談判地點。原因在於，香港歷來是中國領土，談判只能在中國舉行，這是原則問題。那麽同樣作為歷史遺留問題的澳門問題，為什麽在談判期間出現中方官員訪葡並討論澳門問題的現象呢？
這是因為在中葡談判前協商談判地點時，一向認為澳門問題不同於香港問題的葡方雖原則上同意在北京舉行談判，但特意提出在里斯本舉行部分會談的期望。考慮到中葡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中方同意中方代表團團長在談判期間可以應邀訪問一次葡萄牙，但不作為一輪談判，只為方便與葡方更高層級領導人就某些重要問題交換意見。[22]
其實類似的“寬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葡外交史上並不鮮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2年中葡兩國之間的“關閘事件”。在處理該事件程序中，毛澤東指示：“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萄牙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23]
此事最終以葡方道歉而結束。在中方看來，葡萄牙是小國，應將其作為團結對象，而非主要敵人。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回訪北京的葡萄牙總統埃亞內斯時表示：“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24]1986年6月27日，周南在談判前夕迎接葡方代表團時直言：“我們之間就解決澳門問題的談判，將形成為夥伴之間，而不是對手之間的關系。”[25]
當然由於可從這種互動模式中漁利，葡方在兩國建交後一直是高調宣傳中葡友誼。面對中方提出的1998年澳門回歸的參考方案，葡方在第三輪談判中更是拉出了“不歧視原則”和中葡友好合作關系的“大旗”。正是基於這種思維，在周南訪問葡萄牙期間，葡方期望故技重施。
1986年11月17日，周南一行抵達里斯本，開始對葡萄牙進行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和2天的私人訪問。11月18日，周南首先與葡萄牙外交部部長米蘭達分別就兩國政府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包括澳門問題在內的雙邊關系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結果顯示，雙方既有共識也有分歧[26]，這是正常現象。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米蘭達重申：“我們在澳門和香港之間看到了巨大的差異，因為1898年的中英條約已經規定1997年將香港部分歸還”，澳門的“過渡期必須足夠長，以便能夠為政權移交作切實有效的準備”。[14]
11月18日中午，葡萄牙總理席爾瓦在宴請周南時也就澳門回歸時間問題表達了同樣觀點。這些表態並不新鮮，葡方在前三輪談判中就已經有類似表述。其實盡管雙方至此在1998年澳門回歸方案上仍未達成一致，但正如對待葡方堅持錯開港澳回歸時間的訴求一樣，中方對葡方要求澳門的過渡期不少於香港的訴求也並非不理解。即便按照葡方明確要求澳門過渡期不少於12年的公開立場，澳門仍然有望在2000年以前回歸。
在中葡夥伴式的友好合作關系下，雙方在這一問題上並無原則性根本沖突，只需繼續在1998年至2000年之間尋求共識性方案即可。基於此，11月18日下午，在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會見周南時，周南對此前的談判和磋商作出樂觀的評估：“我們很高興雙方談得很好，基本問題都達成協議了，最後就只剩下文件了。”[27]
然而，蘇亞雷斯不僅否認了周南對前期會談的評價[14]，甚至突然提出“本世紀內交還澳門，不合適，時間太早，應該考慮在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的適當時間，來解決澳門問題”。[27]當然，蘇亞雷斯拋出的這一方案雖令中方始料未及，卻一直在葡方謀劃之內。因為從談判開始前直至周南的里斯本之行，葡萄牙政客口頭和澳門葡文報刊上諸如2003年、2007年、2017年、2047年等各種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言論就從未消停過[28]，但由於其不屬於葡方代表在談判桌上的正式表態，中方未加以理會。
到了這個時候，葡萄牙總統親自與中方代表團團長交涉這一問題，可謂是葡方首次正式明確地提出其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對此，周南當即予以反駁：“貴國的談判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怎麽你們又提出異議”，“中國政府的堅定立場是必須在本世紀內恢覆對澳門行使主權，絕不能同意將澳門問題這個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去解決，中國政府不會在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作任何讓步”。[27]
於是，這場僅限於二人和一名翻譯之間的會談不歡而散。離開總統府時，周南“神色凝重，行色匆匆，一改過往笑臉從容態度”。[29]原定於會談後召開的記者會和在葡國遊覽的行程均被取消。此舉一反中方一向竭力顧全中葡友好合作關系大局的常態，讓葡方措手不及，對其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壓力。
11月19日上午，米蘭達主動致電周南要求繼續會談，意識到轉機的周南接受了葡方的提議，重申了中方將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立場。
11月22日，周南一行結束對葡萄牙為期5天的訪問，在機場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再次重申了中方立場：“在本世紀末，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十億中國人民的強烈願望，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30]12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澄清有關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傳言時嚴正聲明：“任何關於超越2000年後交回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31]
至此，無論是對於談判對手，還是對於中外記者，中方都已經明確並正式亮明瞭在澳門回歸時間問題上不可逾越的底線。
眼見中方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底線立場如此強硬，葡方自知已無任何迴旋余地，便不得不放棄其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1987年1月6日，葡萄牙政府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認為：“維持澳門的穩定及繁榮，維護葡國的利益，保持及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及合作關系，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葡萄牙不應在歸還日期上與中國意見相左。”[32]“葡國決定在西元兩千年前一天還澳門予中國。”[33]
1987年1月20日，葡萄牙外交與合作國務秘書阿澤維多．蘇亞雷斯奉命赴北京通報國務會議的決定。1月21日上午，周南與阿澤維多進一步就澳門前途問題交換了意見。阿澤維多表示：“葡萄牙總理和政府以極大的努力和勇氣考慮了中方對移交澳門日期的立場，同意接受在2000年以前將澳門交還中國的要求，即1999年12月31日移交澳門。”[14]
對此，周南既表示高興又覺得其“小氣”，指出：“葡方提出的時間離2000年太近，許多事情不好處理，還是提前一點好。”[22]1月21日下午，國務委員兼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澤維多時提議：“將移交澳門的時間定為12月20日。”[21]
1月21日晚，周南設宴款待阿澤維多一行，席間進一步指出：“澳門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們不是12月25日要過耶誕節嗎？接著就新年放長假嘛！在放長假期間搞回歸慶典，合適嗎？是不是稍微提前一點？”[34]
對於中方要求，阿澤維多表示此行沒有肩負談判的使命，需要請示後才能決定。1987年3月7日，葡萄牙政府再次召開國務委員會議，討論澳門前途問題。該會議決定：“接受中國政府的提議，同意1999年12月20日零時，將澳門的管治權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22]
1999年12月19日下午5時，第127任澳督韋奇立在澳門總督府進行最後一次降旗儀式，為政權移交儀式拉開序幕國家人文歷史
1987年3月18至23日，時隔5個月後，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第四輪談判。在本輪談判中，雙方“就協定文本的內容取得了一致意見”[35]，澳門的回歸時間正式得到確認。至此，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談判過程中最核心的澳門回歸時間問題得到圓滿解決。
三、認知沖突與利益分歧：中葡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的原因分析
從解決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1999年12月20日”這一具體日期是中葡雙方自澳門問題被提上兩國外交談判議事日程至最終予以解決的過程中，通過試探和談判等形式反覆較量、相互妥協的結果。那麽一向被認為“沒有吵架的問題”的中葡兩國為何在這一議題上長期拉鋸甚至不惜公開“吵架”？這個抽象的時間具體有何深層意蘊？中葡之所以就澳門回歸時間進行博弈，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原因：
其一，中葡雙方對澳門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和界定。中方之所以最初設想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原因之一在於對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性質的統一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認為：“香港、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36]
在中方看來，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都屬於中華民族在近代積貧積弱時期蒙受的殖民主義恥辱，1997年同時收回香港和澳門，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一雪前恥”的共同願望和情感偏向。對中方有關澳門問題的由來和澳門歷史的理解，葡方則不以為然。
在葡方看來，澳門現狀不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是得益於“兩國人民長期以來建立的有益理解”，葡萄牙人之於澳門不是英國人之於香港那樣的殖民者，以後繼續在澳門生活的土生葡人也不應該作為殖民者的後代而存在。[37]
正因如此，葡方一直極力反對將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澳門前途與香港前途相提並論，也不接受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這種具有暗示性的方案；更有甚者，葡萄牙人總是情不自禁地嘗試在這座被其稱為所謂“上帝聖名之城”重溫殖民歷史。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外交談判期間，葡方一些政客和輿論屢屢假借各種周年紀念之名，拋出2007年、2017年、2057年等諸多跨越2000年再交還澳門的方案。
對這種挑釁舉動，中方的反對態度一貫堅定、明確。早在1955年，澳葡當局就計畫在里斯本和澳門兩地舉行大規模慶祝活動，以紀念所謂澳門“開埠”400周年。
為此，周恩來借接見港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之機明確表態：“葡萄牙準備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地慶祝澳門’開埠’四百周年。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38]
緊接著，《人民日報》社論進一步給予了措辭嚴厲的警告。[39]最終迫於中方的強烈反對和巨大壓力，澳葡當局取消慶典。另外，1984年國慶剛過，即中方首次就解決澳門問題的方式和時間公開表態後不久，知悉葡方意圖的鄧小平進一步明確指示：“不能讓葡萄牙把澳門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就是21世紀。”[27]
顯而易見，中方不可能允許洗雪民族恥辱的澳門回歸慶典具有任何葡方炫耀其殖民歷史和其“光榮撤退”的痕跡，也不可能允許葡方以各種周年紀念為藉口將澳門殖民主義尾巴帶進“千禧年”這一極具象征意義的時間節點。正是因為1997年和2000年這兩個時間點背後的象征意義分別挑戰了葡方和中方對澳門問題的不同認知和界定，所以雙方在這一立場上都不肯輕易讓步。
其二，澳門回歸時間牽涉中方的國家利益和葡方的現實利益。在澳葡當局的行政管理體系中，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占有全部高級及絕大部分中級公務員職位，這部分群體的薪金收入每年均占據葡萄牙在澳門收益的絕大部分。僅以1984年為例，葡萄牙來澳門任職的官員共701人（不含土生葡人）。
其中，澳門總督月薪3.07萬澳門元，其他高級公務員月薪從1萬澳門元至2萬澳門元不等；除正薪外，這些葡萄牙官員還享有豁免職業稅、住房、教育、醫療等各種福利津貼。加上土生葡人的同類薪金，這部分群體一年有高達1億多澳門元的收入。[40]
除此之外，1979年中葡建交談判商定澳門地位並達成“諒解”之後，澳葡當局相繼推出澳門國際機場、深水港、第二道跨海大橋等一系列試圖跨越2000年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這些發展規劃和工程建設在進行可行性研究、設計、顧問和承建時，葡資顧問工程公司都會獲得特別照顧，取得大部分承包合同，進而從澳葡當局每年所進行的公共投資和研究方案支出中獲取絕大部分費用。
更有甚者，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後，葡萄牙國內政黨林立、黨爭不斷。這些政黨為增加選票和活動經費、強化自身的力量和影響，均十分重視在澳門建立組織、開展活動。其手段或是通過澳門總督獲取巨額款項作為競選費用，或是通過博彩公司等牟取巨額“政治獻金”[41]，後面這部分收入更是不計其數。
可見，葡萄牙在澳門擁有不容小覷的現實利益。在談到葡方為何想盡量遲地交還澳門時，周南切中要害地指出：“葡萄牙能多從澳門撈錢。”[27]
中方由於對葡方竭力維護殖民利益的想法了然於胸，所以對其不斷推遲交還澳門的各種主張一直十分警惕，在葡方沒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絕不輕易讓步。中方之所以不能接受葡方在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除了不能容忍澳葡當局繼續盤剝澳門民脂民膏之外，還有更為宏觀的戰略考量。
1961年1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葡屬幾內亞非洲獨立黨訪華團等外賓時專門談到澳門問題：
“在我們中國大陸上，帝國主義都回去了，它是被我們趕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國現在還有一塊小殖民地，我們只要用一個指頭，他們就會跑掉。為什麽不用一個指頭把他們趕跑，讓他們留著呢？這是因為首先台灣還由美國人占領著；其次還有香港，由英國人管理著；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讓他們管理幾天，也許幾年，也許更長一點時間。那些地方不大。我們先把最大一塊弄好，那三個地方將來再說。”[42]1975年3月24日，毛澤東同王海容、唐聞生談及與葡萄牙建交事宜：“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門問題，收回澳門就會影響香港，而香港又會影響台灣。”[43]在中方看來，“澳門問題不僅是澳門問題而且包括香港問題”。[44]
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戰略考量中，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從來都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因此，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過程中，中方所考量的絕不僅僅是澳門問題本身，還包括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特別是當時對改革開放事業與和平統一大局具有關鍵作用的香港問題。
因此，中方之所以一開始傾向於1997年港澳同時回歸，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為防止港澳回歸的“時間差”影響香港社會經濟穩定，這絕非多慮。在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外交談判初期，葡方就公開宣稱：“希望澳門在九七年後‘歸還’中國，以便吸收香港因九七問題而外流的資金。”[45]這無異於公然挑戰中方對確保過渡時期內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視程度，中方對1997年後、2000年以前收回澳門的些微時間變化都慎之又慎，遑論葡方2000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
1999年12月20日淩晨，人們在澳門街頭手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和象征澳門回歸的“1999”車牌，慶祝澳門回歸。 中國日報網
四、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
在中葡兩國具有重大認知沖突和利益分歧的情況下，中方仍然實現了在20世紀內收回澳門的底線目標，有效捍衛了民族尊嚴，維護了國家核心利益。當前，在領土與主權爭端問題上，我國同有關當事國的矛盾依然覆雜；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內政問題上，我國同一些外部幹預勢力的鬥爭依然尖銳。對此，我們可從處理澳門回歸時間問題的過程中總結一定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其一，加快發展步伐，增強國力。正是基於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我國才能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指導下，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新時代，面對當前國家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我們必須繼續堅持以發展為第一要務，進一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這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最堅實的後盾。
其二，發揚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在面對當前國家統一和國土安全領域的各種風險挑戰時，要實現既定目標任務，既要提升綜合國力，還必須發揚鬥爭精神，進行偉大鬥爭。只要某些風險挑戰危害到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危害到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我們就必須丟掉幻想，堅定鬥爭意志，敢於出擊、敢於鬥爭；同時要堅持鬥爭方向，堅定鬥爭立場，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其三，注重策略方法，善於鬥爭。應對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不能作盲目鬥爭，要非常注重策略方法，堅持有理有利有節，講求鬥爭藝術。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鬥爭策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在鬥爭過程中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作者：陳傑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師參考文獻：
［1］王俊彥.中葡關於澳門回歸談判的台前幕後[J].傳承，2009（23）：8-10．
［2］羅燕明.澳門回歸記——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外交博弈[J].黨史文匯，2010（11）：10-16．
［3］正確地估量和處理現階段的階級鬥爭[N].人民日報，1982-11-06（1）．
［4］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609．
［5］澳門不是包袱[N].華僑報，1979-02-11（8）．
［6］總督伊芝迪將軍講話全文 引述他在葡就職時葡總統說過的一句話：中葡建交後，澳門將成為中葡間的基本聯系 葡總統對澳門極其重視[N].華僑報，1979-03-01（5）．
［7］澳督對葡國報紙談澳門前途 強調中國並未尋求解決辦法 昨日刊出該項消息譯文與原意有重大出入[N].華僑報，1982-12-26（4）．
［8］Macau leaders bet on a stable future[N].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4-02-03．
［9］葡副總理對法新社記者談話 澳門不存在九七問題 繁榮穩定對各方有利 中葡友好關系加強 尋求廣泛合作[N].華僑報，1984-05-05（4）．
［10］No 1997 for Macau[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4-06-20．
［11］Macau’s horizon is far beyond 1997 New projects are long-term[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84-07-03．
［12］葡總統接見澳督高斯達 歷兩時半談及澳門現況 澳督稱中葡雙方均未提及對澳談判[N].華僑報，1984-07-15（3）．
［13］鄧小平接見港澳國慶觀禮團談話記錄[N].華僑報，1984-10-07（3）．
［14］廉輝南.澳門：她的兩個過渡[M].曾永秀，譯．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230．
［15］中葡兩國同意近期內就解決澳門問題舉行談判[N].人民日報，1985-05-24（1）．
［16］ 中共官方首次透露 港澳主權同時收回 魯平告日本訪客 內部觀點顯歸一［N］．星島日報，1985-07-21．
［17］高斯達說統治五百年感厭倦 葡國考慮離開澳門 譴責北平說話太多 葡副總理將到訪研究前途問題[N].中國時報，1985-08-15．
［18］澳督否認兩年撤離 澳門交還中國有待會談解決 日前接受訪問只談及解決方法 馬萬祺說個人意見都不可做準[N].華僑日報，1985-08-16．
［19］專業人士及教育界訪北京 李後魯平接見談澳門問題 反映澳門居民普遍對回歸過渡期表示關心 盼培養人才 實行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合法化[N].華僑報，1985-08-23（3）．
［20］解決澳門幾項原則 李後指明年與葡商談[N].快報，1985-09-09．
［21］謝後和，鄧開頌．澳門滄桑 500 年[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347-348．
［22］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澳門事務司編寫組．澳門問題讀本[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37．
［23］珠海市檔案館.解密珠海[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39．
［24］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049．
［25］澳門前途會談設席釣魚台 周南北京迎葡團長 稱日後談判夥伴式 獲得麥端納附和表示“完全同意”[N].星島日報，1986-06-28．
［26］周南在葡外長宴會上講話，中葡抱有共同信念，早日解決澳門問題，葡總統接見周南並接受訪華邀請[N].大公報，1986-11-20．
［27］宗道一，等.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M].濟南：齊魯書社，2007：314．
［28］It’s official：Macau reverts to China after 1997[N].Hong Kong Tiger Standard，1986-10-24．
［29］周南在葡突然取消遊覽，商澳門問題似呈分歧，晤總統蘇亞雷斯後失笑容拒記者會[N].星島日報，1986-11-20．
［30］周南副外長結束訪葡回國時說 中葡都希望迅速圓滿解決澳門問題[N].人民日報，1986-11-24（6）．
［31］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 我 2000 年前堅決收回澳門[N].人民日報，1987-01-01（1）．
［32］國務會議歷四小時 總統總理出席 葡國高層會議透露 澳門 99 年歸還中國 強調維持中葡友好合作和澳門穩定繁榮[N].大公報，1987-01-08．
［33］葡九九年退出澳門 國務委員會議同意 今年將與中共簽《協議》[N].香港時報，1987-01-08．
［34］張春生，許煜．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178．
［35］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 三月二十六日將在北京草簽 雙方第四輪會談對協議本文內容取得一致意見[N].人民日報，1987-03-24（1）．
［36］我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有關會議文件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37］澳門文史資料征集辦公室.澳門回歸歷程紀事：第 2 輯[M].澳門：澳門文史資料工作計劃有限公司，2006：42．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508．
［39］警告澳門葡萄牙當局[N].北京：人民日報，1955-10-26（4）．
［40］新華社澳門分社.澳門問題資料續編（內部發行）[M].澳門：新華社澳門分社，1984：124-125．
［41］新華社澳門分社.澳門問題資料續編（內部發行）[M].澳門：新華社澳門分社，1988：233-240．
［42］逄先知，馮蕙.毛澤東年譜：第 4 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30-531．
［43］逄先知，馮蕙.毛澤東年譜：第 6 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30-531．
［44］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覆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M].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10．
［45］葡代表團消息播自澳門電台 澳主治權交接期 將在一九九七後[N].香港時報，1986-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