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國設計師皮爾·卡丹，受到邀請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一場時裝觀摩秀。
這場特殊時期後舉辦的第一場中國時裝秀，被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允許外貿與服裝界的人員進入。
皮爾·卡丹帶來了8個法國模特和4個日本模特，在民族文化宮內一個臨時搭起的T台上走貓步。興之所至，一位金發女模特在T台中間停下，撩起長裙的兩襟，露出三角褲。台下，那些穿著藍灰制服、屏住呼吸觀看的中國人，被嚇得目瞪口呆。
“像在躲避著一種近在咫尺的衝擊波”，一位在場的記者這樣描述[1]。
但時尚的種子卻因此埋下了。幾年後，中國本土藝術院校走出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嚮往著自己設計的服裝能夠穿在中國人身上。 1984年，畢業於浙江美院染織專業的吳海燕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吳海燕迎來了她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機會。 “兄弟杯”國際青年服裝設計師大賽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表演廳裡座無虛席，昏暗的舞台上燈光漸閃，吳海燕的8位模特手持流蘇低垂的竹編燈籠、身著手繪的絲綢衣服，翩翩而至，如同敦煌壁畫裡的飛天。
93年“兄弟杯”國際青年服裝設計師大賽
目睹這一幕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像給震住了，他們從未想過原來中國傳統文化還能有如此生動的表達。吳海燕一舉斬獲金獎。
吳海燕也成功吸引了海外的注意。日本三菱集團找到吳海燕，想把她的作品推到海外去。對方誠意十足，連具體的策劃方案也想好了，就在雙方摩拳擦掌準備大展宏圖的時候，三菱集團遞來了一紙合同，讓吳海燕傻眼了：這不是賣身契嗎？ [2]
三菱曾承諾將吳海燕打造成中國的“森英惠”，這並不是誇誇其談。當時，歐美時尚界已為日本設計如痴如狂了數十年。
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先後來到聚光燈下，全球刮起“日式美學”風暴，遲遲不肯退場。
然而，四十年後，中國和日本在時尚界交換了位置——作為原宿潮流的代表品牌，BAPE在2011年黯然賣身給香港的I.T集團；在倫敦、紐約和巴黎，Uma Wang、HAIZHEN WANG等設計師品牌成為了買手店的香餑餑。
時尚話語權的更迭並不只是朝夕之間。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中國設計師們已經等了太久。
做衣服的人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設計都是海外設計的學徒。
吳海燕留校任教時期，國內沒有完整的服裝教育體系，她沒有教案教材，也沒有實踐經驗，只能從歸國友人送來的服裝設計叢書中自學立體剪裁。 1992年，浙江美院才開設服裝設計專業，同年，中國服裝服飾學會才成立。
成長於90年代的王汁（Uma Wang），拿的是另外一個輾轉數年才成名的劇本：1996年從東華大學畢業後，她先是為香港品牌Lacoco做了三年主設計師，然後遠赴倫敦聖馬丁求學，以Uma Studio為名開始接到一些海外公司的設計訂單。
“我的經紀人告訴我不能用Uma Wang，如果被大家知道是中國設計師，會影響銷售”，王汁在Numero的採訪[3]中回憶，2006年時，Uma Studio的產品在巴黎售賣的效果很不好。 “老外覺得中國人只懂抄襲，不太相信會有真正的中國設計。”
2009年，王汁把品牌名改為Uma Wang，她從面料開始研發，從龐貝古城、教堂文字和電影畫面中汲取靈感，並逐步打入國際市場，成為了繼Vera Wang與Alexander Wang之後，又一個備受關注的Wang。
直到2010年後，隨著Uma Wang、Huishan Zhang、Masha Ma、Jicheng等多個中國設計師相繼登上了四大時裝週。西方媒體才開始對中國設計師越來越有興趣，紐約時報發文稱“中國時裝設計師迎來上升期”。
成長於中國經濟和中國設計影響力高速增長時期的80後中國設計師們，也開始把目光轉回了中國：畢業於倫敦聖馬丁的邱昊，2006年底回國創辦了先鋒女裝品牌QIUHAO；一年後，周翔宇從荷蘭服裝學院Den Haag畢業，回國創辦了Xander Zhou。
邱昊和周翔宇選擇回國創業，這在當年曾引發過媒體的大肆報導。但很快地，年輕設計師回國就不再是一個新鮮話題。 HAIZHEN WANG、CHEN PENG、Pronounce、MARCHEN、JUNWEI LIN…….這些擁有海外背景的設計師們紛紛回到國內。
他們不再只是想要獲得國際設計界認可，與之相比，一個數億人口越來越願意花錢為設計買單的中國市場，充滿了巨大吸引力。
狂歡的孤島
在一個想像中的海量消費市場，一個初創品牌只需要先找到它的1萬個種子用戶，就能靠复購和口碑活下去。
這種前景固然美妙，但此時的設計師們依然面臨很多困難：
首先是品牌起步困難。在中國留住嫻熟的工人、尋找面料和工廠都很難。張宇在一次採訪中說，在中國，做一家時裝公司很難，屬於獨立設計師的市場仍然很小[4]。
其次是品牌運營困難。這要求設計師轉變成一名企業家，在埋頭設計之外還能處理企業管理的諸多問題。不僅如此，國內的商業系統也尚未完善，買手店屈指可數、小品牌擠不進時裝週，從曝光到獲取訂單，處處都是難題。
因而，當2015年前後，這段被認為是中國獨立設計師品牌蓬勃而生的歲月，設計師們被加速捲入了一個更炫目的世界時，卻有些迷茫。
依託於上海時裝週的官方展會，時堂、Ontimeshow、Mode先後成立。作為大型showroom，它們承辦訂貨會，將設計師品牌和買手店聯通起來，還承擔著幫助設計師發聲的重要作用。
時裝週的作用正在於它能夠在短短幾天之內把行業內的各種力量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大品牌、設計師、模特，還是買手和媒體，他們能夠迅速完成服飾展示、交易訂貨、合作溝通、內容生產和曝光。
在時裝週、訂貨會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這一時期的國內設計師品牌迎來了爆發式增長，英國時尚策展人Gemma A. Williams在參加了2016年上海時裝週之後，形容新的設計師“就像爆炸了一樣，是之前的三倍”[5]。
與之相應地，整個中國的設計師品牌市場也在急速膨脹。 2014年，上海約有70家買手店，到了2016年，這個數字翻了四倍有餘；2014年，首屆參展時堂的品牌年營收規模為4400萬，四年後，陡增至2.2億。
年輕的設計師們在狂奔，她們爭相擠進時裝週。 Angel Chen、YIRANTIAN、SHUSHU/TONG等海外歸國的設計師品牌剛剛起步，她們急需用別出心裁的創意、華麗的面料、絢爛的燈光和華麗的表演來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時裝週上的狂歡仍然是屬於少數人的，1000家買手店、2個億的營收，這些都很難稱得上是“破圈”。圈子之外，了解設計師的人仍然不多。設計師們依然在為資金、人脈和曝光量而焦慮。
作為上海時裝週的特邀評論員，時尚專欄作家冷芸在親身參與了2017年上海時裝週之後，留下了這樣的評價：“如今這批設計師是具有探索性質的，但還不代表商業化”[6]。
大家的時尚
2020年，一個來自保加利亞的小眾設計師品牌By Far隔著屏幕在中國走紅，這給中國設計師們帶來了新思路：
保加利亞是歐盟最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然而就是在這裡誕生出了By Far，這個沒有去過時裝週，也沒有在中國開店的小品牌，竟然做出了中國人找關係、托代購也要買的包包，還不只一款。
一時間，研究By Far是怎麼利用Instagram走紅的，成了時尚媒體和設計師們最熱衷的話題。它的成功證明了一件事：自上而下的時尚話語體係正在土崩瓦解，社交媒體的興起，把每一個個體的聲音放大了。
對於設計師品牌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創意和設計能夠被看見。他們的成長路徑不再局限於連卡佛和Farfetch，而是能夠另闢蹊徑，從線上崛起。品牌與用戶的關係，也從通過“買手店”只做成交、互不相見，變成了與成千上萬的用戶直接對話。
但對一個習慣了自己埋頭做設計的人來說，主動和消費者溝通是困難的。好在，中國設計師們在摸索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對話方式。
成立於2013年的李筱（XIAOLI筱李），有著令人羨慕的成長路徑：斬獲多個國際大獎，創立自己的品牌，是國際時裝週的常客。李筱相信好的設計會自己說話，但在近三年，她逐漸改變了想法。
2020年，當她決定回國發展時，投資人和店家給她上了一課：比起“明星”代言，你更需要“小紅書博主”的露出。歸程時，她在巴黎機場下載了APP，結果自己先被種草買了三支口紅。這種內容種草帶來轉化的速度讓她感到驚訝，她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這將是一個繞不開的平台。
社交媒體的力量沒有讓她失望。 XIAOLI筱李開始經營小紅書店鋪之後，越來越多的粉絲開始直接在平台下單，並且主動分享自己的穿搭，“業績蹭蹭蹭地往上漲，買手店渠道也從30家、80家，一路變成了120家”。 XIAOLI筱李標誌性的針織語言和設計風格開始被更多的人種草，在中國的時尚消費圈中人盡皆知。
成立於2017年的Oude Waag，僅用了五年就登上了巴黎showroom。品牌發展過程中，其主理人尹經緯切實地體會到了社交媒體的催化作用，“我們營銷很佛，沒想到有這麼多人喜歡我們”。
如今，小紅書博主幾乎人手一條Oude Waag的經典小黑裙。 “我沒想到發展這麼快”，尹經緯感慨道，“如果不是小紅書，也不會有那麼多人認識我們”。
設計師與用戶的關係，也從單方面的傳遞設計理念，變成一場大型的交互實驗。林筠葦（JUNWEI LIN）的品牌起初定位是男裝，卻發現很難吸引消費者下單。
通過對社交平台上時尚內容和博主動態的觀察，她看到性別模糊的中性設計越來越受歡迎。這促使她轉而為將男裝的工藝注入到女裝設計中，為帥氣灑脫的女性而設計。這也為她打開了更大的想像空間與消費市場。
這一方面是設計師們窺見新趨勢後的主動選擇。另一方面，疫情間接地促成了設計師與消費直接溝通的契機。過去三年裡，設計師品牌原本依賴於線下買手店的銷售模式，面臨著重重挑戰與困難。而線上的曝光與渠道，也因此顯得格外重要。
社交媒體一端連接著試圖開闢新路徑來自救的設計師品牌們，另一端連接著蓬勃增長的時尚內容消費和購買需求。在僅一年間，就有200多家設計師品牌入駐小紅書開店，而在全平台搜索“設計師品牌”，能得到278萬篇筆記。
“挑剔”的年輕消費者正在催熟五花八門的設計品牌：不管是低調內斂的Uma Wang，還是明媚活潑的XIAO LI筱李，都收穫了成千上萬的擁躉；在小紅書新推出的設計師品牌扶持計劃IP 「REDlabel」中，5000塊的芭蕾舞鞋和398的牛仔褲一樣能賣斷貨。
嗅到商機的國際時尚大牌也紛紛發來邀約，他們急切地希望和中國設計師品牌們合作，以此來讓自己變得更酷，從而跟得上年輕人不斷迭代的喜好。
Diesel找到了Pronounce做聯名，首發地點選在了潮流中心TX淮海；Susan Fang成為首個與ZARA聯名的中國設計師品牌，雙方合作推出的新年系列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Valentino也來湊熱鬧，聯手Caroline Hu推出了兩套高定禮服。
如今，中國設計師也已經開始頻繁出現在國際時裝週上。在剛剛結束的2023秋冬巴黎時裝週時，共有9位華人設計師進入官方日程，5個設計師品牌以走秀形式發布，4個設計師品牌以靜態秀形式發布最新系列。
實際上受邀成為巴黎時裝週參展品牌並不容易。被組委會長期關注和篩選的品牌才有可能獲得機會，超過百萬的費用也意味著，品牌必須要有不錯的市場表現才能夠承擔起追逐夢想的成本。而在獨立設計師品牌中崛起的社交媒體，正在加速這一進程。
近日，設計師品牌CHENPENG首次進入巴黎時裝周官方日程。在飛去巴黎前，品牌主理人陳鵬寄過去了9個大箱子，登機時又和另一位同事扛過去了7個。
近十天的籌備後，3月6日，他在凌晨2:30完成模特的最終Casting（面試）和Fitting（試裝），5點起床出發去秀場，11點正式走秀，直到鞠躬謝幕，應付掉所有媒體採訪。
而秀場最終的呈現效果，也沒有辜負這些濃縮的日程，他在一篇筆記中寫到，“巴黎時裝週，媒體評價，開場就驚了”。
尾聲
1984年上映的電影《街上流行紅裙子》中，女主角是一個在上海紡織廠工作的鄉下女孩兒，穿上一條紅裙子，就是她做過的最出格的事情。電影裡，同事面色凝重地勸她： “露得太多了，套上襯衫穿還差不多”。
那時，人們的生活整齊劃一，服裝也是統一的灰藍綠，如果想穿得跟別人不一樣，得付出更多的代價。電影裡，為了這條紅裙子，女主角賣掉自己的衣服，另外添了76元錢（這相當於三個月工資）；生活中，為買一件14塊錢的的確良繡花襯衫，姑娘們要在王府井益民商店門口排隊好幾個小時。
如今，服裝設計早已失去了政治符號意義。時尚也逐漸超越了物品本身，流入生活日常。
從“北京民族文化宮”到“盧浮宮”，中國獨立設計師品牌，也從單純的想擠進國際時裝週的秀場，變成了將最前沿的時尚潮流，帶回到街頭巷尾。從走一場秀的野心，演變到擠進更多普通人的衣櫥。
來自《遠川研究所》
參考資料
[1] “法國裁縫”皮爾卡丹的30年中國之旅 [2] 吳海燕：左手抓傳統，右手抓時尚，光明日報 [3] 深度訪談 | Uma Wang 轉眼間的10年，Numero大都會 [4] 亞洲年輕設計師不甘永遠做學生，紐約時報中文網 [5] 都說上海時裝週的地位在上升，那它離一個成熟的舞台還有多遠？好奇心日報 [6] 嗨，做衣服的年輕人，你們到底在想些什麼? 好奇心日報
